设若与同级、同系的吴晗相比，则夏鼐的毕业去向可谓不够顺畅。首先蒋廷黻在第一次为他分析将来计划时，并未存有将夏鼐留下任教的意向。而吴晗则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笔者分析原因有三。其一是吴晗的专长能填补历史系的教研空白。吴晗受胡适关照转学入清华之初，即得到蒋廷黻特别指点专治明史，且在读期间也成绩斐然，直接填补了历史系从中古到清代之间所存在的教学和研究空档。蒋廷黻曾说，历史研究所“目前的扩充总在秦汉到明中间择一时期”，（38）也就是说，除了中古和清史的人才外，亟需的正是宋、元、明代的专门研究人才。而当时明清档案的大量发现，为培养明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胡适对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39）吴晗入学后，严格按照胡适和蒋廷黻的指示刻苦攻读，他的明史研究论文除了发表在《清华周刊》这类学生刊物上，还登载于较有分量的《燕京学报》、《清华学报》等刊物上。而夏鼐从蒋廷黻治近代史，平时的习作多集中于近代外交，毕业论文又改而研究近代经济史。可谓继承了蒋氏的衣钵而又大体尚未开辟新的园地。相较而言，吴晗是更适合清华历史系建系需要的人才，夏鼐的重要性次之。
    其二，就研究外交史而言，夏鼐在蒋廷黻的学生中并不突出。蒋氏认为当时中国的史学界亟需周边国家国别史专家。“西洋各大学所立的外国史课程多注重其文化系统以内的国家。譬如美国的大学，其外国史课程中，英国史居首席，法德史次之，西班牙及南美各国的历史又次之，斯拉夫各国史更次之，中日史则居末席了。在中国的大学里，这个次第不能适用。所以清华去年加上日本史，今秋定加俄国史；将来还须高丽印度缅甸暹罗安南各国的历史”。（40）蒋廷黻按照这个计划先后培养了中法关系史专家邵循正、（41）日本史专家王信忠、（42）俄国史专家朱庆永。（43）
    其三，吴晗有办事能力，人脉广泛。吴晗曾多次试图引起胡适的注意，终于以一部《胡应麟年谱》打动了他，因而获得胡适的力荐来到清华。（44）在清华期间，除了致力于明史的研读和写作、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任外，还约集同好发起“史学研究会”。（45）尽管受邀共同发起，但夏鼐起初犹豫不决（第1卷，第141页）。在社会活动方面，夏鼐唯有两次能与吴晗并驾齐驱。一是1933年2月22日应吴晗之邀，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46）第二次是在1933年上学期开学后所举行的历史学会（47）改选会议上，与吴晗同票当选为“候补”干事（第1卷，第164页）。不可否认的是，吴晗与学术界的关系、吴晗的活动能力均远超苦守书斋的夏鼐。（48）而除了吴晗以外，蒋廷黻后来培养的留校任教的几位均是研究院毕业生。由此可见，尽管在吴晗和夏鼐之间有所区别对待，但蒋廷黻对夏鼐的学术能力和学术前途是相当肯定的。
    夏鼐放弃近代史及其与蒋廷黻的后续交往
    1934年7月中旬，与夏鼐最后一次讨论过毕业去向之后，蒋廷黻即离开了学校开始学术休假。（49）夏鼐入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希望落空以后，本以为进入研究院的希望也落空了。据传闻，“梅校长曾发表讲话，这次研究院招生不仅视成绩优劣，兼视校中有否导师而定”。夏鼐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代史，而“下学期恰无此种导师”，（50）因此心中非常不安（第1卷，第252页）。但8月21日贴出的研究院新生名单上，夏鼐名列其中（第1卷，第253页）。看来传闻不确。同一天，第二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开始。此次招考没有近代史相关学科门类，而只有考古门，夏鼐应该是不得已报考的。在日记中，夏鼐只记述了自己报名和考试的经过，以及考中后艰难抉择之心境；蒋廷黻此前的分析看来是有道理的。10月2日，夏鼐从报纸上得到了自己考中的确实消息（第1卷，第264页）。从成绩来看，他的英文、中国上古史、西洋上古史和人类学得分很高，这与他平时大量阅读英文原著、燕大一年和清华半年所受到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训练和自修是分不开的（见表1）。
    尽管内心对从近代史转到考古学有很大的彷徨犹豫，但是夏鼐还是一丝不苟地开始为学习考古学做计划。大概一年以后即1935年秋，夏鼐坚定了学习考古学的信念。（52）无独有偶，当初夏鼐从成为“念历史的人”到认定“以史学为终身事业”，（53）也经历了一年的时间。
    至此，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的情缘可谓已尽。（54）不过他与蒋廷黻之间并未断绝联系。1941年3月12日夏鼐致信蒋廷黻（第2卷，第360页）；1942年1月17日，夏鼐在行政院拜见了7年未见的蒋廷黻。蒋廷黻“嘱以最好能多注意汉唐宋之古迹文物，其重要性实不下于先秦及史前之考古学也”（第3卷，第4页）；10月20日，夏鼐写信给蒋廷黻报告工作情形；1943年5月31日，夏鼐随梅贻琦赴蒋廷黻寓所吃便餐（第3卷，第110页）；将近4年以后，即1947年3月13日，夏鼐在拜访傅斯年时与蒋廷黻不期而遇，两人都不记得5年前及4年前的两次见面，乃至夏鼐感叹“已十余年未见面矣”（第4卷，第110页）。该年年底，蒋廷黻听说夏鼐带回不少文物，特来拜访观看（第4卷，第160页）。从《夏鼐日记》来看，这是他与蒋廷黻的最后一次碰面。
    1934年夏，正当夏鼐最终完成毕业论文之时，蒋廷黻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休假。1935年蒋廷黻返校后不久即答允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此时夏鼐已赴英国伦敦大学。1936年1月8日，夏鼐“赴中国协会阅报，知12月14日中央改组之详情，蒋廷黻有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说”（第2卷，第3页）。1月16日，夏鼐碰到清华历史系同学张德昌，听他说蒋廷黻已到南京“做官去了”时，他写下了具有高度预见性的一段话：
    我对于做官虽没有什么热心，但亦不反对人家去做官，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局面下，不应该再谈清高，规避做官。故此事的得失在于结局，是救起了中国，还是仅仅毁坏了几个学界闻人，如丁文江做淞沪督办，前车可鉴。（第2卷，第4页）
    尽管后来与蒋廷黻又于数年中有过4次会面，但匆匆一晤，师徒两人也再没有谈起过近代史研究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入清华后，夏鼐在日记中起初对蒋廷黻直呼其名；1932年上蒋廷黻课后，阅读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夏鼐从此改称其为“蒋廷黻师”；（55）海外留学归来后，在日记中提及时，夏鼐恭敬地称其为“蒋廷黻先生”（第2卷，第164、360页；第3卷，第4、68、98、110页；第4卷，第110、160页）。最后一次见面那天，夏鼐称其为“蒋廷黻师”（第4卷，第160页）。
    由此可见，假如说夏鼐心目中有一个引领自己进入学术研究殿堂的“业师”存在的话，那么他仅仅将这一称呼用在蒋廷黻身上。尽管研究者和记录者多强调他在清华的其他老师，亦多强调他转行之后傅斯年、李济等人的指导和提携，（56）但他从未在日记中称呼这些人为“某某师”。由近代史而考古学，夏鼐之所以“能够完全适应不同研究方向的转变”，与他早年所受的“广博的扎实的史学基础训练”大有关系。（57）夏鼐之所以终身以蒋廷黻为师，大概也是对这段学术因缘的一种感激与怀念。
    《夏鼐日记》不仅提供了丰富入微的个人情志之素材，亦以一个虽木讷却心系国运之知识分子的特有角度，为我们观察和认识那一时代、那一个清华园中，诸多选择了近代史为研究志业的学子的群体心态和成才道路，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夏鼐与蒋廷黻的关系做一探讨，然而需要补充的是，夏鼐立志、求学、变更学术方向、最终成为新中国考古学界领军人物的经历，与蒋廷黻从人事到制度改革历史系，深刻影响清华历史系学术风格乃至隐然形成了一个历史学方面的“清华学派”，有莫大的关系。夏鼐在读的三年，是蒋廷黻以其个人魅力和个人风格塑造清华历史系的高潮时期，也是快速出人才的时期。夏鼐在清华所受到的现代化的学术训练，是蒋廷黻立足国际前沿、重视原始材料、倡导综合史观等史学理念运用于历史教学的自然结果，也是蒋廷黻一心追求在近代史研究上全速赶超西方研究水准之自然结果。蒋廷黻曾言：“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惟一无二的历史系。”（58）尽管夏鼐未能在近代史领域大展身手，不过他在考古学界的成就也充分表明，蒋氏的预期与自许，与事实相距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