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史学提倡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论述,对个性最为重视,力主、恢复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被埋没了的人性,就是理所当然之事。 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指出: 津田的观点和唯物史观正好相反,依据各种民族性、国民性将国民思想作个别化的处理,这方面的确尖锐地触及了依据唯物史观形成的思想史的弱点,但却过分拘泥于历史的纵向关系,轻视横向的关系,仅将其还原为知识的交流。还有,对各民族特殊性的强调,导致对个别历史发展阶段缺乏认识,容易否定人类社会共通的文化发展阶段及阶级构成。 从为学的方式这一角度看,为津田“亚洲并非一体”之主张提供依据者,正是他对历史学的规定。 由此可知,津田提倡,“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在于找出生活进展中一般的、对人类来说普遍的法则”,“不应假定某些一般的法则、公式,然后将其和某种国民生活相配套”,“不应依据概念考察具体的事实,或者依据概念规定事实”。其中,“将一般的法则、公式和国民生活相配套”,“依据概念考察具体的事实,或者依据概念规定事实”之类的方法不能成为学术方法,这一点津田是正确的。 津田这方面的论述,虽然以一般论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事实上表现为对战前、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批判。上面引用的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的那段话,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此外,上述问题的背景,是津田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制度的厌恶,对此,石母田正《关于史家》之“4”有过以下论述: 兰克针对启蒙合理主义理论和概念之“独裁”发展出历史存在的逻辑,相应地,津田博士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态度,试图将其和正在解体的、走向颓废的、近代社会之理论产物--“把历史理解为‘生’之哲学的表现之一”对立起来,但从时代和学问的环境及个性差异看两者的不同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旱稻田大学讲演时一个主要论点是,要维护不同民族的特殊的具体的生命,而反对世界史的必然性,举个例子,津田说:“在欧洲之所以只有俄国发生了那样的革命,形成了那样的社会,必须考虑到源头在于,俄国的地理风土及悠久历史所养成的民族生活之特殊的形态、特殊的生活氛围。”可以想象,以这样一种兰克式的逻辑,他对于现代革命的态度,和兰克一样是归之于恐怖的。(40) 然而,究竟是像津田那样厌恶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呢?还是像石母田那样喜欢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呢?这个问题关乎从事学问之前的学者的问题意识,最终归结到价值观的问题。笔者认为,对社会主义的好恶作为价值观的一种,跟学问的好坏本质上并无关系。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日本国内,被认为促使津田当时发展出中国论、亚洲论的直接原因--战前的“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的战败基本同时消失了,此外,在战后美苏冷战格局中,新出现的“亚洲一体”思想与运动(即对亚洲社会主义及亚非拉合作的期待),也在始于1991年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后完全消失。正是以上述两种现象之存在为直接原因,津田曾经发展出他的中国论、亚洲论,同时,前面提到的那些历史学者对津田的批判也是以此事实为前提,在战后“亚洲一体”这样一种中国论、亚洲论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时代状况中,对津田进行了批判。但是,在日本国内连战后“亚洲一体”也已消亡的今天,对津田中国论、亚洲论曾经有过的批判,是否应该重作讨论了呢?还有,中国这个国家、社会、人民,其自身也经历了津田及其批判者所不知道的、1966年至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及1978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现在,正处于巨大变化、发展的鼎盛期。从这一点看,石母田等人对津田的批判方法中,实际上可以感受出对历史发展缺乏远见,以及随波逐流的现象(41)。 但是,津田的这些论说,有对历史学或思想史研究中一般的普遍的“概念”、“法则”、“公式”全部加以否定、排除的倾向。渡部义通《津田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之“四”以下的批判,指的正是这一点。 这里有津田史观各种基本命题。……然而,仅仅满足于忠实记述史料中留存的有限的事情,且以此作为历史学使命的所谓“实证主义”学派,不会把事件背后潜藏着的原因和条件,进而把一连串现象贯穿起来的历史法则性当作问题。……和现在的实证主义学派不同,津田博士不仅仅面向过去,更在为预测现在、未来而探究历史过去这一点上做得出色。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津田史学中,作为一种显著的倾向,还是存在着我们在实证主义学派中能看到的东西。这一点从津田虽然将把握“进展形势”看作是历史学使命,却对把握“进展”原因、条件的重要性不置一词中也能得知,尤其在其否定历史法则性的地方(《学問の本質(学问的本质)》)得到集中的体现。 津田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历史学规定并非没有危险性,对于在一定事实累积之上建立起“概念”、“法则”、“公式”,用“概念”、“法则”、“公式”作出概括,由此试图促进历史学或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动态,津田事先予以封杀,不能说这样的行为没有危险性。 附带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在学术世界中,“亚洲”、“东洋”这样的词汇及思考方式正在急剧失去市场。其原因现在不作讨论。上田正昭《津田史学的本质与课题》中“津田史学的观点”指出: 第三个观点,是津田史学对概念、法则予以否定的问题。换言之,总是重视历史的个性、具体性、特殊性,而否定抽象理论与类型的态度。 为了让“亚洲”、“东洋”恢复市场,就要走向上田正昭所说津田史学的反面,历史学或思想史研究也许有必要把找出人类一般的普遍的“概念”、“法则”、“理论”、“类型”当作自己的任务。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指出: 津田的观点和唯物史观正好相反,依据各种民族性、国民性将国民思想作个别化的处理,这方面的确尖锐地触及了依据唯物史现形成的思想史的弱点,但却过分拘泥于历史的纵向关系,轻视横向的关系,仅将其还原为知识的交流。还有,对各民族特殊性的强调,导致对个别历史发展阶段缺乏认识,容易否定人类社会共通的文化发展阶段及阶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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