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史学提倡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论述，对个性最为重视，力主、恢复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被埋没了的人性，就是理所当然之事。
    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指出：
    津田的观点和唯物史观正好相反，依据各种民族性、国民性将国民思想作个别化的处理，这方面的确尖锐地触及了依据唯物史观形成的思想史的弱点，但却过分拘泥于历史的纵向关系，轻视横向的关系，仅将其还原为知识的交流。还有，对各民族特殊性的强调，导致对个别历史发展阶段缺乏认识，容易否定人类社会共通的文化发展阶段及阶级构成。
    从为学的方式这一角度看，为津田“亚洲并非一体”之主张提供依据者，正是他对历史学的规定。
    由此可知，津田提倡，“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在于找出生活进展中一般的、对人类来说普遍的法则”，“不应假定某些一般的法则、公式，然后将其和某种国民生活相配套”，“不应依据概念考察具体的事实，或者依据概念规定事实”。其中，“将一般的法则、公式和国民生活相配套”，“依据概念考察具体的事实，或者依据概念规定事实”之类的方法不能成为学术方法，这一点津田是正确的。
    津田这方面的论述，虽然以一般论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事实上表现为对战前、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批判。上面引用的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的那段话，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此外，上述问题的背景，是津田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制度的厌恶，对此，石母田正《关于史家》之“4”有过以下论述：
    兰克针对启蒙合理主义理论和概念之“独裁”发展出历史存在的逻辑，相应地，津田博士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态度，试图将其和正在解体的、走向颓废的、近代社会之理论产物--“把历史理解为‘生’之哲学的表现之一”对立起来，但从时代和学问的环境及个性差异看两者的不同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旱稻田大学讲演时一个主要论点是，要维护不同民族的特殊的具体的生命，而反对世界史的必然性，举个例子，津田说：“在欧洲之所以只有俄国发生了那样的革命，形成了那样的社会，必须考虑到源头在于，俄国的地理风土及悠久历史所养成的民族生活之特殊的形态、特殊的生活氛围。”可以想象，以这样一种兰克式的逻辑，他对于现代革命的态度，和兰克一样是归之于恐怖的。（40）
    然而，究竟是像津田那样厌恶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呢？还是像石母田那样喜欢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呢？这个问题关乎从事学问之前的学者的问题意识，最终归结到价值观的问题。笔者认为，对社会主义的好恶作为价值观的一种，跟学问的好坏本质上并无关系。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日本国内，被认为促使津田当时发展出中国论、亚洲论的直接原因--战前的“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的战败基本同时消失了，此外，在战后美苏冷战格局中，新出现的“亚洲一体”思想与运动（即对亚洲社会主义及亚非拉合作的期待），也在始于1991年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后完全消失。正是以上述两种现象之存在为直接原因，津田曾经发展出他的中国论、亚洲论，同时，前面提到的那些历史学者对津田的批判也是以此事实为前提，在战后“亚洲一体”这样一种中国论、亚洲论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时代状况中，对津田进行了批判。但是，在日本国内连战后“亚洲一体”也已消亡的今天，对津田中国论、亚洲论曾经有过的批判，是否应该重作讨论了呢？还有，中国这个国家、社会、人民，其自身也经历了津田及其批判者所不知道的、1966年至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及1978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现在，正处于巨大变化、发展的鼎盛期。从这一点看，石母田等人对津田的批判方法中，实际上可以感受出对历史发展缺乏远见，以及随波逐流的现象（41）。
    但是，津田的这些论说，有对历史学或思想史研究中一般的普遍的“概念”、“法则”、“公式”全部加以否定、排除的倾向。渡部义通《津田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之“四”以下的批判，指的正是这一点。
    这里有津田史观各种基本命题。……然而，仅仅满足于忠实记述史料中留存的有限的事情，且以此作为历史学使命的所谓“实证主义”学派，不会把事件背后潜藏着的原因和条件，进而把一连串现象贯穿起来的历史法则性当作问题。……和现在的实证主义学派不同，津田博士不仅仅面向过去，更在为预测现在、未来而探究历史过去这一点上做得出色。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津田史学中，作为一种显著的倾向，还是存在着我们在实证主义学派中能看到的东西。这一点从津田虽然将把握“进展形势”看作是历史学使命，却对把握“进展”原因、条件的重要性不置一词中也能得知，尤其在其否定历史法则性的地方（《学問の本質（学问的本质）》）得到集中的体现。
    津田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历史学规定并非没有危险性，对于在一定事实累积之上建立起“概念”、“法则”、“公式”，用“概念”、“法则”、“公式”作出概括，由此试图促进历史学或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动态，津田事先予以封杀，不能说这样的行为没有危险性。
    附带指出，在21世纪的今天，在学术世界中，“亚洲”、“东洋”这样的词汇及思考方式正在急剧失去市场。其原因现在不作讨论。上田正昭《津田史学的本质与课题》中“津田史学的观点”指出：
    第三个观点，是津田史学对概念、法则予以否定的问题。换言之，总是重视历史的个性、具体性、特殊性，而否定抽象理论与类型的态度。
    为了让“亚洲”、“东洋”恢复市场，就要走向上田正昭所说津田史学的反面，历史学或思想史研究也许有必要把找出人类一般的普遍的“概念”、“法则”、“理论”、“类型”当作自己的任务。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指出：
    津田的观点和唯物史观正好相反，依据各种民族性、国民性将国民思想作个别化的处理，这方面的确尖锐地触及了依据唯物史现形成的思想史的弱点，但却过分拘泥于历史的纵向关系，轻视横向的关系，仅将其还原为知识的交流。还有，对各民族特殊性的强调，导致对个别历史发展阶段缺乏认识，容易否定人类社会共通的文化发展阶段及阶级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