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并非一体》中，在“亚洲不是一个整体”这层意义上，津田认为：
    简单地说，日本、中国、印度是完全不同的国度，民族不同，风土、语言也不同，连民族间的交往也非常少。因此他们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所有的生活方式，亦即衣食住以及家族制度、社会组织、政治形态都不相同。由此产生的生活感情、生活欲望、生活态度以及对事物的看法、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几乎没有一处相同。我认为这就意味着日本、中国、印度在文化、思想层面没有共同点。……比如有人认为“无”的概念在中国、印度都存在，可以把它称为东洋的“无”，其中反映出东洋思想的特色，事实上，这是由那些特殊的知识分子思维创造出来的观念，不管在印度还是中国，各有不同的形成理由，但对这两个民族的生活本身几乎没有发生影响。
    津田主张，因为中国人、印度人、希腊人、日本人的生活完全不同，所以思想也不同，就算吸取了其他民族的思想和知识，那也是表面上的、毫无意义的。既然生活方式不同，那么“亚洲”、“东洋”之概念自身就将无法成立。
    但是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是，现代之所以把西洋文化当作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是因为现代世界的生活已经全盘西化了。在前面提到的《东洋文化、东洋思想、东洋史》中，他是这样写的：
    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将如何呢。……不过，最近日本吸收了大量的欧洲现代文化。……显然这种现代文化的特质及精神，通过日本人得到了掌握和实现。从这个意义来看，现代日本和中国、印度毫无关系，日本通过自己的历史性发展，进入了发达于西洋的现代文化世界。因此其中自然就产生了和现代西洋共通的思想。这绝不是外来思想。
    那么津田所说的“生活”是什么呢？第一，实际上津田在前面所引《亚洲并非一体》中曾指出：“日本、中国、印度在文化、思想层面没有共同点。”而他在《东洋文化、东洋思想、东洋史》中也这样说道：
    日本和中国、印度的文化，果然是一种能够用东洋文化来总称的一体性的文化吗？是否至少有某些相同之处？如果有，这果然是一个和所谓的西洋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吗？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印度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隔绝，其间的交通极为不便。还有，双方的民族人种不同，所居住地域风土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政治形态不同，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而且也没有互相往来。总之，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由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
    由此可见，津田所说的“生活”，指的是“风土”、“言语”、“交通”、“生活样式”、“衣食住”、“家族制度”、“社会组织”、“政治形态”、“生活感情、生活意欲、生活态度”、“人种”等等非常广泛多样的对象，这是导致其“生活”概念模糊，或对津田学问的解释导致多样化的原因。对于这一点，上田正昭《津田史学の本質と課題（津田史学的本质与课题）》（16） 中“津田史学的观点”作出了如下有益的分析。上田认为，津田史学中第一个应予注意的观点是，将人的生活看作是历史之物，看作是“民族史”、“国民史”，将日本历史从“民族史”、“国民史”去把握的津田史观，有可能以其师白鸟库吉为中介（兰克弟子里斯就是白鸟的老师），受到了19世纪初德国史学“国民史”的影响。上田认为，津田史学中第二个不可放过的观点是，把“生活”看作是推进历史的动力，这和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狄尔泰“生”的哲学有相似之处，因此。津田史学就是“生”的历史学。笔者虽然不赞成上田指出的第二点（后述），但他指出的第一点，可以说射中正鹄。也就是说，津田规定，所谓“生活”主要就是“民族生活”、“国民生活”，是一个超越简单“政治思想”及“文化”的、更为复杂的“统一体”。
    第二，有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津田的“国民的历史”观、“民族的历史”观就是出自他的这一规定，进而认为津田的国民思想史、民族思想史也是来自于这个规定，笔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解释。例如，渡部义通的论文《津田史学の特質と现代的意义（津田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17） 之“四”，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对津田“生活”概念抹杀阶级性作出了批判。对于渡部凡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东西就不算是历史学的主张，笔者终究无法认同，但他说津田因为重视“生活”而产生出他的国民思想史、民族思想史，这个理解大概是正确的吧。
    还有，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ナスョナリズムの残映〉（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18） 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也在引用津田《文学に現はれなゐ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貴族文学の时代（由文学所体现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贵族文学的时代）》（19） 大正五年版的“序”：
    国民的思想无疑就是和国民所有的生活相同时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所谓国民思想不过是为此国民生活心灵的侧面设立了一个假定的名称，它来自于国民的实际生活，与之共同变迁，进而将国民的生活导向新的方向。不用说，国民思想植根于遥远的民族生活，随着其连续的、一贯的生活过程而逐渐形成一种国民性。……
    之后，指出了津田的思想史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史之间的共通和相异，可以说这是对“生活”概念与国民思想史、民族思想史之间关系作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三，也有学者从津田对“生活”的重视，看出他所受狄尔泰“生”之哲学的影响。例如石母田正《歴史家にっぃて（关于史家）》（20） 之“二”作出的如下推测就是代表：
    博士对作为历史学对象的“生活”之理解方法，以大正时代传入我国的“生”的哲学为基调，其历史认识论也是在“生”的哲学之逻辑下，作出极为严密的规定而发展起来的。……
    增渊龙夫《历史意識と国際感覺（历史意识与国际感觉）》（21） 之“二”及上田正昭《津田史学的本质与课题》中“津田史学的观点”也作过同样的论述。
    津田的“生活”概念以狄尔泰“生之哲学”为基础的见解，似源于石母田的主张，这种理解或许来自于津田的“生活”概念特别重视“生活感情、生活意欲、生活气氛”。但是“生活意欲、生活感情”这种东西，津田在《シナの民間信仰におけゐ竈神（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灶神崇拜）》（22） 一文中也求之于中国的民间信仰（23），和以知识分子的“生”为中心的狄尔泰“生”之哲学相比，面貌是不同的吧。
    顺便指出，在贝塚茂树、上田正昭、家永三郎三人谈《討論 津田左右吉の学問と思想（讨论 津田左右吉的学问与思想）》（24） 之“津田学形成之背景”中，家永三郎的发言对这一见解，即津田“生活”概念受到狄尔泰“生之哲学”的影响的说法，明确地予以否定。此外，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也搁置了这一见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事实上是给予了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