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有学者批判津田所说“生活”的模糊性，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津田无视阶级关系等历史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其代表性论文是渡部义通《津田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之“四”，这虽是一种读之前就知道他要写什么的教条主义批判，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此外，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也围绕着津田的“生活”和唯物史观“生活”之间的差异，作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对于津田将“生活”和思想关联起来，笔者基本上表示赞同，但对其概念的模糊及其过于宽泛仍有不满。至少对于“生活”的结构性、历史性，有必要给予更为详尽的规定。
    （二）游离于生活之外的、作为知识分子思想的儒教
    接下来的问题，和以“生活”为基础的国民思想这一津田的思想观念有关，津田指出，中国和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别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儒教，和日本及中国民众的“生活”完全无关。不仅仅儒教，即便如神道、佛教，津田也常常指出具有同样特性。例如，在战后版《シナ思想と日本（中国思想与日本）》（25） 之“一”之“4神道及び国学に於ぃて（在神道及国学中）”及“5日本人の生活とシナ思想（日本人的生活与中国思想）”中，津田指出：
    上面考察了试图建立日本神道之道的神道者以及加以继承的国学者的思想中，中国思想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无论是神道者的说法还是国学者的说法，都是形成于特殊知识社会的思想，和民众对神的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且，与通过书籍所赋予的知识和实际社会有距离这种常见的日本文化的一般倾向相一致。……
    ……无论是文学的发展，还是各种形态的形成，是受过中国文学的刺激或影响，但其中所表现的日本人的生活，和儒教的政治及道德的思想几乎没有关系。的确致力于吸收中国的知识，但试图予以表现者，全部是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的生活感情、日本人的生活意欲。……概而言之，儒教的道德虽然常常通过学者而得以讲解，但日本人的道德生活并未因此受其支配。仅仅具有这样一些效果，即在知识社会中，了解儒家学说，从知识上给予他们的道德生活以某种刺激而已。此外，我们承认，对一般民众而言，整体上的文化的发展无疑会促进道德的提升，在这样的文化发展中，有些地方直接间接地得之于中国书籍所给予的知识，这些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和儒教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生活和儒教之间有极少的、或者间接的某种关系。但是，仅此而已。日本人的道德生活，无法通过那些以传播中国道德学说为主要职责的学者的讲解得以了解，而只能通过文艺作品将其表现出来。
    这段话前半部分说的是日本的神道，后半部分说的是日本、中国的儒教，津田指出这些都和日本“民众的生活”没有关系。
    此外，在《亚洲并非一体》中，津田也指出，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儒教，游离于日本人“生活”之外，和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他还在《支那思想を語ゐ-民衆の生活と思想（谈谈中国思想--民众的生活和思想）》（26） 中指出，不要说中国的儒教，就是老庄思想也和中国的民众没有关系：
    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做官吏为目的，因此，当然站在统治阶级、权力阶层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通过他们的著作，我们不可能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一般的民众对于儒教完全不感兴趣。……儒教在现实中无法施行，事实上推行法家思想的王朝后来一个个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种思想，对统治者和民众的任何一方都无益，于是第三种态度出现了，这就是被后世称为道家的那批人，亦即老庄思想……道家思想虽然接近民众的要求，但不是民众自身的东西。
    结果，由于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低，无法借助才智形成称为民众思想的东西。指向他们日常生活的，无非是如何找到食物生活下去。即便有某种形态的、指导其现实生活的精神需求，可以满足者也不是儒教的学问，而是幼稚的宗教。就中世以后的状态而言，就是作为宗教的道教。……
    以上所论就是过去的中国思想。到了现代，由于和欧美的交往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世界文化的浸润，一些过去不曾有过的变化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猛烈地发展起来。
    津田进而在《論語と孔子の思想（论语与孔子的思想）》（27） 第五篇第一章之“シナ人の生活と儒家の学（中国人的生活和儒家之学）”中，有以下论述：
    这些儒家的道德和为政之道，实际上，无论在指引人的道德方面，还是在让帝王推行正确的政治方面，都只有很少的效果。……儒家的道德学说，仅仅存在于知识层面，具有思想的权威，和他们（统治阶层）的心情、现实生活的态度及行为，相关甚少。或者说，即便将儒家之学作为知识拥有者成为官吏，帝王实施儒家之礼，君主宣传儒家思想，他们的政治也不能使世间太平，民众完全没有得到幸福，显然是历史上的事实。仅仅在知识分子那里，儒家之学作为生活的粉饰，在言辞、文字上，有着巨大的作用。或者说依据文字、言辞，起到了思想整理的作用。……然而，因为其思想事实上和生活并不一致，因此，终究仅仅成为生活的粉饰而已。此外，即便从天命说和仁政论上来考虑，也可以得知，君主及政治统治者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关系，也与此相同。
    就是说，津田指出，中国的儒教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的“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在实践上没有任何的意义。
    可以说，这些论述中，由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儒教，游离于日本人的“生活”之外，和日本人的现实没有关系的观点，为津田“亚洲并非一体”的确立提供了论据。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津田的论述，可以说，中国儒教游离于中国社会之外的主张，津田多少存在摇摆。移植到日本的儒教给日本的民众及学者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观点，津田似乎并无摇摆。中国的儒教对于中国民众的生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观点，津田也没有什么摇摆。但津田也承认，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儒教，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基础，具有发挥作用的某种力量（尤其是《儒教の実践道德（儒教的实践道德）》）（28）。如果逻辑地、客观地加以考察，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的儒教，其发生没有任何的社会基础，对社会基础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却被继承下来，这种论调要成立是非常困难的。不仅是与知识分子社会的关系，也包括与民众社会的关系，无论是直接的形态还是曲折的形态，在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中都显然存在，以这一事实为基础的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占绝对多数。从这一立场回过头来思考津田的观点，在逻辑性客观性这一点上破绽是明显的，只能说这是一种出自意识形态（虚伪意识）的见解。换言之，这也是前述的蔑视中国的一种形式，只能视其为自高自大立场出发的“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