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屿港的兴起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萌芽
    双屿，位于浙江之外海，悬居海洋之中，“去城（舟山城）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18)，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乃海洋天险”(19)。明初，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遂成为走私贸易船泊聚的理想场所。每当海禁严厉时，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往往引诱外国商船到此贸易，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税，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20)。明人郑舜功撰《日本一鉴·穷河活海》卷六称：“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1526）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此所谓“番夷”乃指日本私商，双屿最初不过是中外私商的一个季节性贸易场所。双屿成为中国私商的巢穴，大约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21)，郑若曾记载：“双屿港之寇，金子老倡之，李光头以枭勇雄于海上，子老引为羽翼，迨子老去，光头独留，而许栋、王直之故主也。初亦止勾引西番人交易，二十三年始通日本。”(22) 可见，最早据双屿为巢穴的是金子老。不久，许栋、李光头、王直等人下海，纠引日本私商和葡萄牙人，也来到双屿结巢，双屿遂发展成为当时中外私商和海寇最大的据点。
    葡萄牙人的到来，对双屿发展成为东方国际贸易大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早在西草湾战后，葡萄牙人即在中国走私商人导引下来到浙江沿海，与当地商人进行和平的贸易活动(23)。葡萄牙人的贸易不仅得到当地官员的默许和纵容，而且许多官吏、军士也乐此不疲，以牟巨利。例如，“宁绍奸人通同吏书，将起解钱粮物料领出，与双屿贼船私通交易”，“绍兴卫三江所军士王顺与见获钱文陆各不合私自下海，投入未获叛贼冯子贵船内管事，与伊共谋投番导劫，常到海宁大尖山下泊船”(24)。在葡萄牙人初至浙江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系泊双屿等港，私通罔利”，“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25)，尚未在双屿构筑巢穴。直至嘉靖十九年（1540），徽州私商许松等人到满刺加，招引来大批葡萄牙人至浙江沿海贸易，葡萄牙人才在双屿安营扎寨。对此郑舜功《日本一鉴》记曰：“嘉靖庚子，继之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佛郎机国夷人（原注：斯夷于正德间来市广东，不恪，海道副使王驱逐去，后乃占满剌加国住牧，许一兄弟遂于满剌加而招其来）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浙江八》亦记：“（嘉靖）十九年，福建系囚李七、许一等百余人越狱下海，同徽歙奸民王直、徐维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勾引番徒，结巢于霩衢之双澳，出没为患。”谢杰《虔台倭纂》卷下《倭绩》也说，双屿“港在定海之霩衢所，贼李光头、许栋等所屯，由庚子至戊申盘据者九年，营房、战舰无所不具”。双屿的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从此中国私商、倭寇和葡萄牙人合流，三位一体，双屿作为中外海盗商人的巢穴和东亚国际贸易走私港，遂开始崛起。
    葡萄牙人占据双屿之初，主要从事在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朱纨《甓余杂集》卷四《双屿填港工完事》描述当时双屿的走私活动：“浙江定海双屿港，乃海洋天险，叛贼纠引外夷，深结巢穴，名则市贩，实则劫虏。有等嗜利无耻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赀本，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讬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驯致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然而，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又开辟了对日直接贸易。日本文献《南浦文集·铁炮记》说，在天文十二年（1543）八月，有3名葡萄牙人漂流到种子岛(26)。博克舍据葡文记载说：“1542年，搭乘一只福建船上的三个葡萄牙逃兵偶然发现了日本，由此开辟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广阔的新市场，这使葡萄牙人转移了重开与中国官方贸易的迫切努力。但是不久，在台风季节，他们笨拙的帆船在中国海航行的危险迫使他们致力于获得一个处于满刺加与长崎之间的庇护港口。此外，还需要一个安全的基地，以获得充足的中国生丝的供应，中国生丝是他们运往日本的船货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27) 而双屿正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基地。当时葡萄牙人在双屿的贸易活动主要是从事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的三角贸易，其贸易形式是，与中日私商合伙，从满剌加等地贩米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另外也勾引日本商人前来双屿贸易，“伙伴王直于乙巳岁（1545）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行风布其地”(28)。葡萄牙人除了在双屿与中外私商交易，也继续发船到闽浙沿海从事买卖活动，甚至深入到长江内河各港口。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见有师四老大船并佛狼机大船二只在两头洞海洋系泊，又分苏喇哒贼船一伙进入扬子江各要，掳财物丰多方回，往彭坑等国等语”(29)。由于“日本盛产白银，中国货在那里可以赚大钱”(30)，葡萄牙人对中国和日本的三角贸易获利甚厚，而且，“在1542年发现日本之后的几年里，这种贸易是对所有人开放的”(31)。因此，双屿不断吸引来大批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并从这里继续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在日本的平户，“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指东南亚）的黑船也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两都”(32)。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到此经商、定居的葡萄牙人也迅速增加，他们苦心经营，把双屿建成一个繁荣的居留地。
    16世纪40年代后期，平托曾造访双屿，说“那里有许多来自满剌加、巽他、暹罗和北大年的葡萄牙人。他们习惯在那里越冬”(33)；在他的笔下，双屿是一个葡萄牙的村落，房屋逾千，设有市政及其他各种机构。当他和法里亚等人进入双屿港，受到葡萄牙人的盛大欢迎，并“在一片鼓号齐鸣及中国、马来亚、占城、暹罗、婆罗洲、琉球及各种各样的乐器声中来到了码头。上述国家的人都在葡萄牙人的卵翼下经商，原因是害怕横行海上的海盗”(34)。平托对双屿的葡萄牙居留地还有如下描述：“当时那里还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二百为葡萄牙人，余为其他各国人。据知情者讲，葡萄牙的买卖超过三百万金，其中大部分为日银。日本是两年前发现的，凡是运到那里的货物都可以获得三、四倍的钱。这村落中除了来来往往的船上人员外，有城防司令、王室大法官、法官、市政议员、死者及孤儿总管、度量衡及市场物价监察官、书记官、巡夜官、收税官及我们国中的各种各样的手艺人、四个公证官和六个法官。每个这样的职务需要花三千克鲁札多购买，有些价格更高。这里边三百人同葡萄牙妇女或混血女人结婚。有两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它们每年的费用高达三万克鲁札多。市政府的岁人为六千克鲁札多。一般通行的说法是，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当书记官们向满刺加提交申请书和公证官签署某些契约时都说‘在此忠诚的伟城双屿，为我国王陛下服务’。”(35) 按：对于平托的双屿纪事，近代学者虽多斥之为一派胡言，然而，与平托同时代的葡人克路士亦记曰：“事态发展到葡人开始在宁波诸岛（指双屿）过冬，在那里牢牢立身，如此之自由，以致除绞架和市标外一无所缺。”(36) 17世纪旅行家曼里克曾在远东各国游历，亦称：“葡萄牙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居民点是宁波市，此地在澳门以北二百里格，其交往和贸易的规模之大，可以与印度的主要城市相比。”(37) 他们与平托的记述基本上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