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溪战后，葡萄牙人被迫重返广东，这时的葡人已汲取了以往在浙江和福建的教训，“完全放弃了任何诉诸武力的做法，而代之以谦卑、恭顺的言谈举止”，“他们在中国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即贿赂与奉承的政策”(97)。因为在中国沿海一连串的挫折使葡人认识到，继续沿用在马六甲和前期对中国的那一套做法，必然会断送葡萄牙在东亚开拓事业的前景。同时，葡中贸易的巨额利润以及中国沿海的不可或缺性，使他们必不会放弃重新来华贸易的努力。于是，受到朱纨的严厉教训后，葡萄牙人已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所感悟，学会了自甘卑下、阴柔处事的生存之道，以求与明王朝朝贡体制和平共处。在明朝政府这一方，也开始了政策调整，于隆庆元年（1567）在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承认私人出海贸易的权利，而“广东地方政府的实权人物们，既考虑到海上贸易乃是广东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所在，又从朱纨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于是，当葡人再次来到广东沿海上川和浪白各岛进行贸易时，他们不是以武力加以驱逐，而是给予了默许”(98)。1553年，葡萄牙日本航线船队的长官苏萨（Leonel de Sousa）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接洽商谈贸易事宜，翌年终于达成口头协议(99)，允许葡萄牙人在浪白澳贸易，给予葡人贸易以实际的合法地位，葡萄牙人终于在中国沿海站稳了脚跟。
    不久，葡萄牙人利用这一契机，得寸进尺，于1557年入据澳门，“随着澳门在1550年代的建立，远东贸易结构呈现了新的轮廓。葡萄牙人现在广东市场，在东南亚、广州和日本之间扮演了主要的货运者角色”(100)。以澳门为中心，早期的东亚海上贸易体系逐渐形成。尽管这一贸易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它位于明帝国的边陲，对帝国的心脏地区影响甚微，并被迫接受明王朝制定的某些贸易游戏规则，处于明王朝的某种程度的监控之下。然而正是上述的特点，使它不再对明王朝朝贡贸易体制构成直接的威胁，才得到明王朝的容忍，从而在东亚形成两种贸易体系共存的局面。可以说，澳门的出现是东亚国际化进程中，新旧两种制度、两种命运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产物。
    朱纨事件的发生，似乎是上帝和葡萄牙人开的一个玩笑。一方面，葡人和中日私商在闽浙沿海进行贸易辛苦积累的成果，如双屿、浯屿，皆毁于一旦；另一方面，葡人被迫回到了广东，终于占据澳门，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终于形成。朱纨事件对朱纨本人来说是悲剧性的，但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契机，这就是历史布下的“怪圈”。
    总而言之，朱纨时代的东亚海域，早已超越了地域性，进入了国际化的视野；而当时在广阔地区的各种势力的活动，也已在不知不觉中，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了全球国际化的进程。
    注释：
    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市籴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67－168页；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八，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77页。
    ②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页。
    ③ 谢杰：《虔台倭纂》卷上《倭原二》，《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第7页。
    ④ 郭造卿：《防闽山寇议》，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四部丛刊》三编本。
    ⑤ 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七○《洋市》，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5127页。
    ⑥ 张时徹：《招宝山重建宁波府知府凤峰沈公祠碑》，《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42页。
    ⑦ 范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618页。
    ⑧ 万表：《海寇议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6页。
    ⑨ 谢杰：《虔台倭纂》卷上《倭原二》，《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7页。
    ⑩ 朱纨：《甓余杂集》卷四，《双屿填港工完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93页。
    (11) 李金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12) 《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50页。
    (13) 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