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卢询和陈夔龙的泛泛而论，在法纪最严厉的雍、乾、嘉年间，科道言官还曾多次就刑部执法过严的问题直言上奏。乾隆二十三年，御史汤先甲奏请变通刑法，称“刑官不必立意求深，多援条例”。乾隆帝览奏大怒，责难御史此奏有“一似我朝刑法本系从宽，至朕独为加重，刑官不无有意迎合”的讽刺之意。并拿当时的刑部堂官鄂弥达、秦蕙田等人与雍正年间的果亲王允礼、李熹、高棨、海寿、励廷仪等相比，反问御史：两朝刑官“办理刑谳，于一切钦案事件，孰为宽？孰为严？”(43)嘉庆年间长期主政刑部的金光悌，为人刚毅果决，律例精详，经他定谳的案子，有“泰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之论(44)。他更是屡次被科道弹劾，对他十分欣赏的嘉庆帝也不得不公开说：“平时廷臣中有在朕前论及金光悌，大率毁多誉少。”(45)
    一面是刑部官员屡屡强调自己具有“求其生而不得然后死之”的儒家精神，一面是其他士大夫们眼中的“凡能治狱者多刻”(46)，这样的矛盾需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
    第一，职责、经验、立场的不同导致了刑官与其他士大夫的心态不同。
    首先，刑部官员固然也以儒生士大夫自居，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根据案情，依照例案，论罪定刑。即便心存仁恕，也只能在法律和程序允许的范围之内，予以技术性调整。相对而言，非法司官员在讨论刑名问题时，更多地持有强烈儒家意识形态的朴素正义观，且几乎不做任何技术性考虑。在今天司法独立的制度下，这种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不成问题。但在清代的体制下，非法司官员在很多时候也可以参与刑案的会审，虽然定谳的主动权在主稿的法司衙门，但在会审过程当中，他们因为日常职责不同而产生的观念冲突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如陈夔龙被派往刑部会审时，先对“刑部司员问案，专讲例牌子，吾辈不便多发言”的状况非常不满。他利用刑部司官不在场的机会，与同来会审的工部司官端方通过诱供的方式获得了犯人口供。第二天刑部司官看到供词后却表示：“此案得两君劝令画供，甚好。惟供中所叙情节种种，与例不符，难以入奏。须重加审讯，录取正供。”陈夔龙大为丧气，认为这是刑部官员“面子攸关，故作挑剔之语”(47)。事实上，在叙供阶段就考虑情、罪对应性，以避免驳诘的做法确实是法司官员的办案习惯。不过，对于叙供、主稿这种带有很强技术性的工作，刑部官员在面对其他官员时产生的垄断性歧视与优越感，让人倍生反感。
    其次，刑部官员不但负责核拟全国各地的军、流以上案件，也负责京师地区重大案件的验尸、审讯、定案等全部法律程序，对每一件案子的细节了解非常全面。他们经验丰富，对地方刑幕本着“救生不救死”原则有意从宽，对招册、看语的删改方式也十分清楚。而其他京官或系风闻案情，或系在九卿科道会议上看到案件的节略，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是比较粗率的。所以，非法司官员往往更注意到犯、证深陷囹圄的痛苦，对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不甚敏感。
    再次，刑部官员常年从事问刑工作，在当时的审讯条件和医疗条件下，刑讯和瘐毙都是常见的情况，刑部官员难免见怪不怪，更多地站在如何顺利审结案件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而临时派遣会审的其他官员感受到的精神冲击力则完全不同。道光年间的刑部司官李文安在担任提牢主事时，用律诗描述了他夜晚孤坐提牢厅，及审官提审犯人的情形。如：《官烛宵萦》一首先注：“每夜验封后，一灯坐守思日间公事无遗，即开卷与古人对唔。”诗则云：
    重门已锁晚餐浇，坐对空堂独一条。
    忽念累囚收饭后，饥肠永夜苦中烧。
    《传单哀矜》一诗云：
    朱点长单一纸传，瀛洲司分本星联。
    要将石下穷民隐，借重群公达九天。
    《牌票提审》注云：“各司提审有手票，带差之役则递牌司狱。”诗云：
    秋官判狱重如山，牌票提人属等闲。
    去尚精神来萎顿，头皮断送血痕殷。
    《铃柝传更》注云：“更夫三十六名夜间巡更，钲鼓铃柝甚属严密。”诗云：
    两所鱼更三十六，柝铃钲鼓夜声寒。
    知他惊醒还家梦，湿透红衣泪未干。(48)
    可与之对比的是御史童槐的诗作。他于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冲击紫禁城案后被派往参与刑部会宙，宿于秋审处之夜赋诗数首。一古体名《叙雪堂》，诗云：
    叙雪堂，取义明，叙案超雪彰好生。
    滔天逆恶信难逭，名捕胡托死者名。
    今日刘第五，明日刘第五，牒送到堂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