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归周内无所疑，已定极刑有余怒。
    将刑其奈同名何，连羁狱底凭消磨。
    消磨恐未尽，罗织弥繁恣。
    残忍残忍谁与亲，云亭荐牍称威神。
    吁嗟乎！立时大用固可必，天祸苍生要此人。(49)
    一近体名《即事》，诗云：
    鼙鼓声沈督战余，头鹅消息竟何如？
    条侯开壁虞儿戏，赵括行师愧父书。
    临阵岂宜频易帅，承恩终望速擒渠。
    貂蝉多少英雄在，蚁穴纷纷待扫除。
    曹社仓皇泄鬼谋，可怜卞壸一门休。
    黄天祸起尘连阙，甘露灾生血洗矛。
    悬首累累余犴狱，积尸闪闪失狐丘。
    军前执讯词应毁，忍说风烟土木愁。
    叙雪堂前月色阴，周垣营卫夜森森。
    弄兵赤子情何苦，对簿神霄创已深。
    燕雀衡须持平手，枭鸾辨自好生心。
    爰书定后浑无赖，满耳琅珰和独吟。(50)
    二人诗作的场景大致相同，也都表现出士大夫悲悯的情怀与慎刑的观念。但其差别在于，李文安诗将“饥肠永夜苦中烧”，“去尚精神来萎顿”，“湿透红衣泪未干”这样的囹圄之苦描述得十分常态化，且对刑部的谳狱能力颇有信心，相信同僚们可以将民隐达于“九天”。而童槐以御史的身份偶尔派往刑部会审，同样是夜宿部内，同样面对“营卫森森”“满耳锒铛”的场景，内心的触动显然比李氏激烈得多。一方面，作为官僚士大夫，他对天理教起事的态度也与官方高度一致，呼唤“貂蝉多少英雄在，蚁穴纷纷待扫除。”但另一方面，他又以一个纯粹的儒者价值观，对陡然兴起的大狱感到万分痛苦，并归咎于刑部官员没有尽到“叙雪”的职责，反而“罗织”“周内”，甚至要借此登上荐牍，赢得仕途名利。将李诗与童诗相对照，可以清晰感受到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士大夫，与其他部门士大夫立场和心态的差别。
    第二，刑部官员面对的来自皇帝的压力与其他官员不同。清代君权强盛，除同、光二帝外，其余君主都对重大刑名案件采取直接干预的态度。皇帝虽然并非法律专家，不能直接给具体案件定罪量刑，但所谓“世轻世重”的宽严尺度，是与当朝皇帝的执政风格直接相关的。刑部官员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受到官僚队伍舆论的压力，又有因果轮回的观念，大多数人也愿意对可轻可重的案件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过，当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政尚严厉的皇帝时，坚持宽仁的策略就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譬如前文提到乾隆二十三年御史汤先甲对刑部官员的批评。其时，乾隆帝正大兴文字狱，用法颇为酷烈，而主要负责部务的“当家尚书”秦蕙田却是著名的经学家，《五礼通考》的作者。这样的反差，固然有儒士软弱，不能坚持道统的原因，但亦足见君主高压之强力。
    在法令严厉的时代，如果刑官一定要宽厚居心、保全人命，往往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从乾隆三十八年起到嘉庆二年，刑部的管部大学士分别是舒赫德、英廉、阿桂三位重臣。阿桂管部之初，认为英廉“素失之刻”，意欲从宽。但很有经验的刑部司官吴熊光提醒他说：“记得英相初管时，因办案间有比舒文襄(舒赫德谥文襄)从轻者，叠干严饬，遂矫枉过正。今中堂甫综部务，宜且循旧章。”阿桂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年秋审纯庙免勾者转多于上届，文成(阿桂谥文成)总理时刑部未干严谴。”(51)可见，管部大臣甫经新任，不论是出于个人价值观，抑或为了迎合士大夫追求宽仁的舆论，都有纠正前任“苛刻”作风的愿望。可这样的做法，必定被皇帝视为“沽名枉法”而遭到严饬，刑部矫枉过正，执法尺度更加趋严。如果刑部自觉从严，给皇帝以“恩自上出”的余地，反而容易得到从宽的实际效果。刑部代皇帝承担“苛刻”的名声，在雍、乾时期是常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