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岁给俸如其官”，是以羁縻卫所官职等同军职领俸。为吸引各族首领内迁，成祖对内迁人多授卫级指挥诸职，为其能食俸丰厚，衣食无忧。如《三万卫选簿》中永乐时期归附女真达官（13）有39人，其中始祖入卫时授官指挥使者2人，指挥同知4人，指挥佥事27人，千户5人，百户1人，有指挥职级者多达33人，占八成的比例。按明制，卫指挥、同知、佥事资格从正三到从四品，俸禄可谓优渥。朝廷不吝授职，是因其职无权，仅为食俸而已。永乐之后归附鞑靼亦相同，“授以官职给以全俸”，（14）“食其禄而不任事”，（15）子孙世袭其职。与洪武充军卒的安置有天壤之别。 永乐内迁人，虽带俸卫所，但不属军户身份，与洪武归附人有本质差异。比如女真内迁首领虽带俸卫所，但又在辽东设安乐、自在州专辖，“以夷俗抚住”，（16）“部落自相统属”；（17）生活上“任其耕猎”，（18）无差无役。（19）内迁鞑靼人等也不例外，“置之畿甸之间，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长”，（20）由卫所带管。（21）总之，这一时期内迁女真及鞑靼人等，无论有无机构专辖，都与卫所有带俸或代管关系，卫所《选簿》中称他们是某某卫“寄住（或‘住坐’）达官”，以与军户相区别。 永乐确立的安置优养政策，长期沿用不废。据李贤“达官支俸疏”奏：“在京指挥使正三品，该俸三十五石实支一石，而达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今在中国则不劳其力而坐享其有。”（22）证实了优养达官的程度和真实性。李贤之疏出自正统初年，这表明直到英宗年间优养政策也未曾变化。自从嘉靖军制改革，达官才编入营伍，尽管如此，与一般卫所军依然有别，如“不必拘以常操”，（23）俸粮也比汉官优渥，“汉官本色俸不及忠顺官（即达官）之十一，制为独厚”。（24） 总结洪武与永乐以降的归附人安置，虽说目的不同，措施迥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是从战略需要出发。但不能忽略的是，明初多民族杂居现状对决策的影响。洪武的安置政策，固然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但辽金元数百年形成的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实，使得若强调区别民族，既不利中原的社会稳定，对统治还未巩固的明朝更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否认朱元璋推翻元朝前也曾高举类似“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但那是夺取政权前的舆论造势，是为了打着民族旗号，实现推翻元朝统治的目的。但舆论造势可以，取得政权后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也要顺应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洪武对降附人安置卫所不刻意甄别民族，也不仅仅是迫于局势的需要，更有深层的多民族杂居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永乐以后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山林、草原和西域迁来的各族首领和属民，能在中原聚族而居世代优养，恐怕也需要这样的社会基础才行。 （二）集中安置 洪武的安置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不可以甄别民族，但不等于就没有内外之别，卫所中相对集中编伍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充实卫所的归附人有相对集中安置的特点。这可以追溯到洪武时期。如亲军蒙古卫，后发展为蒙古左、右卫，就是由洪武五年（25）、六年（26）、八年归降的蒙古官兵组成。（27）亲军卫是侍卫军，朱元璋以蒙古人骁勇善战，为人质朴，安置身边随侍护驾。成祖也不例外，“得边外降丁三千”，常立于龙旗宝纛之下，以为三千营。（28）显然这是特例，也仅限于明初。以归附人集中设卫和所的情况实际并不多见，一般主要是百户或总旗的规模。洪武朝归附人在卫所内是如何编伍的，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具体安置中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洪武二十三年置九江卫中左千户所，新所由“本卫余军（汉军）及达达军士”组成，并令“各设正副千户二人，百户十人，镇抚一人”。（29）设官规定中的“各设”一词，透露出达达军士与本卫余军是各自编伍。明制一千户为十百户，达达军士的编制最高也只能是百户。洪武二十一年，明以归附鞑靼酋长孛罗帖木儿为庐州卫指挥佥事，且令“仍领所部达官二百五十人”。（30）在卫所中百户管领一百二十人（总旗所统五十人），孛罗帖木儿的二百五十人也顶多是两个百户的编制，与九江卫达达军士集中程度不超过百户的情况吻合，当然也不排除以更低规模的总旗（五十人）编伍。洪武二十年后，针对纳哈出部众的安置，朱元璋一再强调编入卫所“与汉军杂处”，（31）“与军伍错居”，（32）说的就是编制上的参错。 小规模集中编伍显然有便于控制的考虑，但与明初军事形势相比，战争的需求更为重要。因此，归附人以所部小规模编伍自相统属，便于作战时充分发挥其骑射优势，是利用与控制相得益彰。 永乐之后继续沿用太祖集中安置归附人的做法，但因内迁人性质以及局势与洪武朝完全不同，故而集中安置的特点和作用天壤有别。如内迁女真首领，集中居住辽东开原城内，专设安乐、自在州管辖。知州管抚辑事务，州民（女真达官）则自相统属，各生安聚；鞑靼归附人安置卫所，或集中锦衣卫镇抚司下，或各依首领由卫所带管，不以百户、总旗的规模制约。女真的安置已有研究，在此捡两例鞑靼归附人实例说明如下： 永乐四年（1371）达官柴苦木帖木儿（后名柴永正）率家属部众百余口来归，（33）后辗转移居保定左卫。据《保定左卫选簿》其众世有柴永正及其后代管领，正德时在七辈都指挥佥事柴镗管下。（34） 定州卫安置归附人最多，且不止一部人口。其中广义伯吴管者（35）部众即安置在此，正统时由其子广义伯吴玘管领。又据正统十四年（1449）一条史料指明，定州卫达官作乱时，英宗曾向广义伯吴玘、指挥使王贵诚和吴信子英降敕：令各向“所管达官户下人丁，宣谕朝廷大法”，（36）约束所管部属。据此，定州卫除吴玘部众，还有达官指挥使王贵诚及吴英的属众。 与洪武不同，永乐之后的归附人，因带俸“寄住”卫所，故无需考虑人口集中的规模程度。带俸“寄住”卫所，首先是出于优养考虑，但据“时有征讨起以从行，固也赖其用矣”的记载看，（37）集中寄住卫所也是寓养于用。永乐之后的女真及鞑靼归附达官，初从草原、山林中来，性格质朴、骑射娴熟，明廷将之安置辽东和北京一带，虽然优其无赋无役，但每有战役必征调从行；达官因优养之恩也愿报效朝廷，遂成为名副其实的编外之伍。成祖的五出三犁，宣宗的亲征和英宗的土木之役中，都有达军为利器。明中后期，卫所军队日渐腐败，“夷寇所畏者惟汉达官军”，（38）达军善战的作用更突显出来。 无需讳言，集中居住也有风险。永乐末年，“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入开原者叛入毛怜”，随之而去的“家小军丁男妇共五百余名”；（39）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降人编置京畿者，“或冲破关塞奔归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40）天顺朝“曹钦用达军谋叛”（41）等等也都是明证。鉴于此，有关“迁徙其众远居南土”（42）或“配隶军伍之中，制以中国之法……不得群聚一处，坐生其心”（43）的疏奏，也屡屡因事而出，但最终“不足仰动天听”。（44）英宗不因人言纷纷而改变祖宗之法，也颇令人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