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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综观明代归附人的安置、任用，可以看出明初对归附人的政策，是因形势而论，民族政策服从战略需求。洪武归附人充实卫所编入军籍，永乐之后归附达官寄籍卫所优养就是具体体现。但入卫以后，由于军政制度对军籍和寄籍的管辖地位不同，影响其后来的发展变化也不一样。 洪武降附的故元官兵，编伍入卫所成为军户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洪武时期军政条例对汉军和归附人不加区别，客观上使这些曾沦为卫所底层的故元官兵，有机会通过军功跻身武官行列。成祖登位后，又以奉天征讨“新官”（76）的名号，给予种种政策优待，结为相互依凭的利益集团。有明故元归附人卫所中，手握大小兵权，甚至领兵镇守一方的不在少数，但这不是特殊政策所为，而是军政制度造就的结果。带俸卫所优养的达官，出于维护羁縻卫所地区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优养身份维持了很久，但目的不是作为甄别夷夏，而是为确定实施策略的群体。寄籍达官主要由卫所带管，因军功也能升迁，但官职无论大小只是食俸的尺度。达官既有优养制度的呵护，又无军政制度的强制约束，故而境遇变化不大。尽管嘉靖军制改革将之纳入了营兵之中，但有明始终没有军籍归附人那样活跃和重要。 如何理解明廷对内迁人的态度，借用成祖的说法：“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致灭亡，岂非明鉴。”（77）这说明成祖知道在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现状下，不能走元朝区别汉人、南人的老路。成祖所言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明朝归附人政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背景。 明初吸取元朝的教训，对故元归附人采取淡化民族的政策表现最为突出。但淡化的结果，导致无法在文献中寻找他们的踪迹，为此常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结果；并以明朝的婚姻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78）以及朝廷大量赐予汉姓、汉名为依据证明。实际这两种手段的同化效果仔细考察也有商榷之处。首先就婚姻规定看，笔者曾对几家军籍、寄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作过研究，结果显示：成化、弘治之前军籍归附达官的婚姻主要在卫所内、本族间选择。（79）这说明洪武的婚姻规定，很可能因汉族官兵不愿与归附人联姻而推行不畅。赐姓名的同化作用，也不像想象那么简单。洪武时被认为是强制同化的赐姓，文献中的例子很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洪武二十六年，即蓝玉案发生后。因为蓝玉案牵涉不少军籍归附人，这时集中赐姓明显有安抚其人的意图。不过《选簿》名册显示，洪武二十年之前的军籍归附人，带有民族特征姓名的也确实不多见，可能除了朝廷赐汉名外，也有归附人自愿改汉名的因素。但这不包括洪武二十年以后随纳哈出等归附的官兵，这些人的姓名汉化大致经历了二三代以上的历程。军籍归附人的姓名汉化且如此，寄籍达官的变化显得就更为缓慢。永乐之后，赐予达官姓名的记载最多，但并未导致同化的结果。诸多卫所《选簿》中，寄籍达官具有民族特征姓名的非常多，而且许多人少则二三代，多则七八代，才出现姓名汉化。究其原因，优养政策为其提供了保留本族文化的空间。根据《选簿》记载，很多达官有本族和汉族两种姓名，官方场合用汉名，生活中使用本族姓名。诚然，归附人进入中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杂居混合的加深，融合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变化到融合经历怎样的过程，与辽金元朝相比明朝有怎样的特点等等，都还知之甚少。而且上述安置、任用的丰富事实揭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明代不能也不应该被忽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