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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浤源先生： 從大家的問題看來，我想先強調我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五千年的變化，而不是只看一個世紀的變化，希望大家先把此放在心上。 也正是如此，我先對吳教授的悲觀表示意見。我覺得今天學術界正因為有了四隻以上的眼睛，才能進行多角度創作。臺灣今天已經有詩人被提名諾貝爾獎了，未來的史學界一定會有好的作品，令全世界的學者一新耳目，所以請放心。 我這篇小文章最重要的是對過去一個爭議的問題進行再肯定，那就是強調：在辛亥革命時期國家的發展重點，已從陸地移向海洋。正如清朝政府在十九世紀中葉，決定從陸防到海防一樣；以前重視陸防，後來重視海防，因為海洋的世界已經來臨，才會以海洋為核心重新考量。 正因為重新考量「海洋」的內涵，又剛好看到德國國法學學者FranzOppenheimer在DerStaat上討論國家的體制時，做了幾個大的分類，並提到海國的觀念，他以希臘的共和民主為模式，名之為「海國」，也就是以「海國」一詞指涉共和特色，所以我就在這文章中用了這個觀點。 中國對外的重點從陸防要跳到海防都爭議很久，真要將全體國人都引導，進入海洋時代，自然是更不容易的，所以就像段教授所說的，辛亥革命發生的那幾年，並沒有動到政體的根本。段教授提到一點讓我深以為然，我想王壽南教授也會有同感，就是文官體系的運作，在清末事實上是鴨子划水，有在進行的；在清朝末年的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時期，立憲議會民主的新體制，有明顯的進度。過幾天圓山飯店所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中，我將從制度的觀點來看辛亥革命，會有比較細膩的處理，屆時再向大家進一步請教。 段教授所提到一個根本問題，我在本文之中，也用了三角形四層金字塔指出，社會演化時，「文化」、「經濟」、「社會」與「政治」四大項目，循序推動的規律與原則。簡單地說，就是整體重建的根本，繫於文化教育上頭，所以俄國的維德會失敗，就是因為他只用了三、四年的時間推動工業化，沒有足夠的時間，真正把科技知識與文化生根於俄國人民的心中，所以自然不會一下子就改革成功。 至於民主與否的制度性問題，我最主要的考量，是以地球上的中華世界為中心，而不限於臺灣一島。所以有關中華民國的臺灣省的自治問題，我是從整個中華世界來觀察，而不是從臺灣的角度來看，是比較大的角度。這個大角度，可以讓我們看出：民主作為一種必要的程序，與古代中國的要求以民本為目的，兩者是可以並行不悖的。但是，我要強調：要達成民主的程序容易，想實踐民本的原則，則很難做到。而且後者才是任何統治的宗旨。至於未來我們要怎麼辦呢？吳教授對此，似乎一直在惶恐之中，他的提問與主張，也比較不抱樂觀看法；我則比較樂觀，認為要以四隻眼睛（表示多元的看法），來從事多角度創作。能夠如此，自然會有能力以臺灣為基地，引領中國大陸，共同躍向海洋。謝謝。 呂芳上先生： 謝謝朱先生，朱先生已經與大家有約，圓山飯店還有話要說。辛亥革命的歷史就像很多事情一樣，有其必然性，也有很多的偶然性，就跟今天的座談會一樣，原本預期是很順利在歐美所舉行，孰料一場颱風把歐美所淹得非常淒慘，讓我們把場地換到近史所這裡，這就是一個偶然，但是我們終於開會，這就是必然。謝謝大家今天能夠參與這場會議。大家在雨天中仍然前來開會，對會議的支持，在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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