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明时期之刘家港（刘河镇）--六国码头之美名
    继青龙镇之后，元明时期江南最重要的口岸当推刘家港。刘家港又称刘河镇、刘河口，位于长江三角洲娄江下游刘河人海处。据《刘河镇纪略》记载：“宋建炎（ll27一l130）初，有容县民刘姚二姓者因避兵乱逃居于此，刘居西沙，姚居东北沙，辟草披荆，开垦成田，遂土著焉，勤耕种以致巨富。（其时）太仓以东四十余里塞成平陆，而娄江口外姚刘两姓之粮食、货物无从过渡，于是刘姓捐家资之半将娄江下流自太仓以东开成巨港，引水直径人海，非惟海外货物便于运动而且沿海之田畴尽得丰收，民咸感德，遂顺口称刘家河云。”可见，刘家港的兴起应是在南宋以后，随着江南沿海地区的开发、娄江下游水路的开浚，而逐渐成为临江面海的江南重要口岸。
    元明时期刘家港的口岸地位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政府海运漕粮以及郑和下西洋对口岸地位的推动和促进，这是青龙镇口岸时代所没有的。刘家港成为元明时代的“天下第一码头”，与元明时海运漕粮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唐代时，虽已有以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仅为边防之用而已。海运漕粮“用以足国，则始于元焉”【15】。《元史·食货志》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江南”。海运漕粮在解决运船及运道的同时，还必须解决海运口岸。元代时的这一口岸就是有“六国码头”之称的刘家港。至元十九年（1282），罗璧、朱清和张暄首次以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起航，海运漕粮4万余石，出长江口北上，经黑水大洋，入界河，到达大都（今北京）。延祐年间，每年海运漕粮已达200余万石，天历二年（1328）更增至350余万石。元代海运漕粮前后曾有三条路线，但出发港皆为刘家港。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直至元末，海运漕粮延续七十余年，“斯以为国计者大矣”【16】。所谓“终元之世不能废海运者”，实际上也意味着终元一代刘家港之江南口岸地位始终未曾动摇。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解决北征将士军粮供应，一度沿袭元代自刘家港海运漕粮至辽东以供军用。“自洪武五年至二十五年，每岁以七十万石为率”。永乐初年，朱棣定都北京后，自永乐三年至宣德五年间，郑和七下西洋均自刘家港起锚。“自此外国贡使络绎而来，而番商洋贾慕刘河口之名，帆樯林立……刘河之财赋甲天下矣。”【17】此外，在运河尚未恢复前，刘家港仍然为海运漕粮之口岸，最高年份多至百万石。永乐年间，还在长江人海口为此修筑“方百丈，高三十丈”之烽堠，以为过往海船之标识。在一些著述中，对于建于长江入海口的宝山烽堠，有说是郑和为下西洋而建，有说是为进出上海口岸之标志。而据史料记载，“永乐十年（1412）平江伯陈暄至刘家河督海运事，黑夜风雨，船多覆溺。于是奏请将刘家河海口东南涨沙之上筑一土山，建烽火台，以为洋船、运船表识，著江苏巡抚周忱监督。山周围一十五里，台高三十余丈，广栽大木，多立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而空阔，遥见千里，以为刘家河海口之表。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咸欣其便，遂称为'天下第一码头'。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因名曰'宝山'，有成祖御制碑记，树之山巅”【18】。弘治《太仓州志》也认为：“旧传宝山为（郑和）下西洋而筑，误也。”永乐十三年后，会通河的开凿使南北大运河重新贯通，海运漕粮方告终止。以后至嘉靖三年（1524）。明政府仍然通过刘家港从海上往辽东运输棉花、布匹，可见刘家港仍保持有其江南口岸之地位。
    二是元明时期江南最重要的内外贸易口岸。元明时期的刘家港并不仅仅只是作为政府海运漕粮，以及官方下西洋的口岸而存在，它同时还是江南最重要的内外贸易口岸，这从史料记载所说的“六国码头”以及到港的海内外船只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早在元初，崇明人朱清伙同张碹等人在刘河镇“以海运开市舶司，通日本、琉球诸岛，商货骈集”【19】。此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以及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的商船皆来往刘家港，刘家港终成有“六国码头”之称的江南重要口岸。自明中叶起，江南地区以棉花种植及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日益兴起。刘家港也由此成为此类贸易的重要集散口岸。《刘河镇纪略》说：“盖我太仓自元至正间，崖州黄婆以南番木棉传人苏松，教以捍弹纺织之法，于是太仓木棉遂为中国所独擅。凡江西、湖广、襄阳及海外东西洋两处，咸集太仓刘河贩花。”清初太仓人吴伟业忆及明后期刘家港棉花贸易的盛况时说：“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二八倡家唱歌宿，好花真属买花翁。”【20】有明一代，凡“东西两洋及闽广沙吗各船俱集刘河海口”【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