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清河南系的河名梳理与流路界分
    1.河名的梳理
    了解河流名称的变化是把握河道变迁的首要前提。历史时期，组成大清河南系的唐、沙、磁、潴龙等各大河流名称变化多端，弄清楚名称的变化过程，是研究水系变迁的重要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先对古河名的变动详细做一番梳理。笔者将相关史料抄列成表，然后进行一一考订，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河名进行判断，基本情况如下（限于篇幅，具体史料不一一列出）。
    唐河古称滱水，《山海经》即见滱水之名[7]，《周礼》则称其为沤夷之水[8]，因流迳唐县，又称唐河。元明以前以称滱水为常，元明以后唐河与滱水互相通称，但较少用滱水之名。清末逐渐视滱水为古河，至于当代，滱水之名已经不用。沙河古称泒水或泒河（或派河、派水，写法不一，应为笔误）。泒水称沙河至迟不晚于唐代[9]，元明以后，更以称沙河或沙水为常，这应该是河流含沙量不断增长之故。清代以后，基本上就只用沙河或大沙河之名了。磁河也称滋河，有些文献中，磁、滋常常混用。磁河处于大清河南系最南端，常常南涉滹沱河而脱离大清河水系。
    元代以后，唐（滱）、沙、磁三河以合流为常，因滱水（唐河）水量最大，故被视为正源，下游干流段常称滱水。明代以后，随着太行山区植被不断被破坏，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道也越来越不稳定，决徙相当频繁，人们根据河道改徙或流经的地点，或所袭夺河流的名称，予以重新命名或更名，因此河名在不同时期很不一致，加之同一时期不同河段称法也有不同，致使河名极为混乱，分别有滱水、滱河、唐河、高河、高阳河、潴龙河、沙河、磁河、杨村河、布里河、马家河、洋河等不下十余种。
    2.流路界定
    唐、沙、磁河流域面积宽广，历史上，随着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夏秋雨水季节，三河汇流，决口改道逐渐频繁起来。尤其是明清时期，迁徙无常，摇摆莫定，留下了广泛的泛滥空间，今古洋河、小白河、孝义河等都是河流迁徙改道后留下的印迹。正如胡渭所言“今舆地言之浑源、灵丘、广昌、曲阳、唐县、定州、庆都、祁州、博野、蠡县、高阳、安州、新安、任丘、文安诸州县界中皆古漉水所行也”[10]。但受地形的控制，河流总是朝北或是朝东北方向流动。
    由于史载缺详，无法对历次河道变迁进行准确的定位，为便于研究，本文在对相关史载进行考证的基础上，按河道变迁的特点，以河流是否流向白洋淀湖淀群方向为依据，将其界分为北路与东北路两条大致的路径：以由蠡县、高阳入安州、新安，经白洋淀湖群方向，再东流人海的路径，归为北路；以经蠡县、肃宁、河间入任邱、文安，再东行人海的路径，归为东北路（图2）。这样的流路界分，有利于分析和总结河流的演变规律，并有利于揭示河流与其下游湖泊湿地的对应关系。
    三、明代以前大清河南系的变迁过程
    1.先秦至东汉：脱离古黄河后行东北流
    关于滱水与滋河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先秦史料《山海经》：“又北三百里目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摩沱，其木多樱，其草多条，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11]。滱水既东流入河（即《山经》河），其南部的周围其余河道，包括泒水（即沙河）、滋水（即磁河）、虖沱（即滹沱河）在内，注于古黄河很容易就可想见。
    战国中期以后，《山经》河断流，黄河下游全归《汉志》河人海，海河水系开始形成，大清河水系就是其中之一。滱水与泒水等也脱离了古黄河，各依《山经》河所播九河之一，分别流至文安后才合流人海。[12]当时、泒水汇集了众多水流，还因此成为海河水系的干流河名。《水经·沽河篇》有明确记载：“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归于海。故《经》日派河尾也”[13]。直到东汉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为北征三郡乌丸，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14]，这一河段就是今天南运河青县至天津段[15]。平虏渠开通后，清河汇集今南运河水系、滏阳河水系、滹沱河水系在天津与沽河汇合，成为水量最大的河流，泒河的干流地位才被清河所取代。
    2.《水经注》时期至宋代初年：滱水主行东北路由文安入易水
    对于滱水的记载，东汉以后，最详细的莫过于《水经注》。但今本《水经注》第11卷里记漉水却在“易水篇”与“滱水篇”中，前后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据“易水篇”的记载，滱水行北路，在今安新县城东注入易水，原文如下：
    “易水迳范阳县故城北（范阳故城在今易县东南六十五里）……又东迳容城县故城南（在今容城县西北）…易水又东，埿水注之。水上承二陂于容城县东南，谓之大埿淀、小埿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谓之埿洞口。水侧有浑埿城（今安新县城），易水迳其南，东合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