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同一卷的“滱水篇”中却记滱水行东北路，经今任丘县陵城镇东北注入易水，原文如此：
    “滱水…东北经蠡吾县故城南（今博野县西南）…又东北迳博陵县故城南（今河北蠡县南）…又东北迳候世县故城南，又东北迳陵阳亭东（候世县故城与陵阳亭皆无可考证）…又东北迳依城北（今安新县安州镇），世谓之依城河…又东北迳阿陵县故城东（今任丘县东北陵城镇）…东北至长城（今文安县界）注于易水者也”。[16]
    清人杨守敬《水经注疏》认为漉水人易处应当依照“易水”篇里的记载，即当时应在今新安县城南注入易水，但给出的理由却很单薄，在“易水篇”中杨守敬《水经注疏》文：
    “《滱水》篇，浣水东北迳河（应为'阿'字）陵后，始入易水，在今任邱县东北。此（指易水篇）云易水合滱水，在迳浑埿城之后，易京（在今雄县西北）之前，则在今任邱县西北，不合，当以此篇为是”。[17]
    今人一般认同杨氏观点，据笔者查阅，现代文献中描述公元六世纪前后滱水流路的文献基本上皆从北路（图3①）。但笔者认为，滱水入易处应遵循《水经注》“滱水”篇所载，而非“易水”篇，即滱水当时应行东北路（图3②），在任丘县陵城镇东北燕代古长城处注入易水：理由如下：
    首先从基本常识上讲，“滱水篇”既然专门记漉水，所述的情况自然比在其余篇章中更为具体和准确，后世史料，如《禹贡锥指》《五礼通考》等记《水经注》时期的漉水沿引的也是“滱水”篇而非“易水”篇中的记载。当然，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其次，从笔者能查阅到的距公元六世纪最近的相关记载来看，唐代开元年间曾筑唐河堤，  “在肃宁县南二十里，开元中（713-741年）刺史姜师筑，自蠡县东至韩邨（今肃宁东南二十里有韩村，疑即此）张王口，迥曲五十里，口岸共十八处”[18]，可见唐代唐河（即滱水）在此处东行，而非北流。再者，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中认为，直到宋代初年滱水流路仍以《水经注》时期流路为常，宋咸平中（998-1003年）为限辽兵兴塘泺才发生变化，云：“自咸平中何承矩兴塘泺以限契丹戎马之足，于是始引水归北，而文安之渎遂空。”[19]也就是说，宋咸平以前，原滱水流路不行北路，而应该行东北路。此外，现代已有文献所认为的流路（图3①），从自然地势来看，也显然不如东北流向顺畅。综合以上几点理由，笔者判断，《水经注》时代滱水应行东北路，在文安县境内入易水（图3②）。
    但笔者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易水篇”里的记载有误，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的《太平寰宇记》里记任丘县西有滱水故渎[20]，又记“南易水在（容城）县南流入瀛州高阳县界与滱水合流”[21]，因此极有可能当时有漶水的一条古道或是支流行北路由今安新县境内注入易水。对于杨守敬之所以会误以为滱水流路应遵“易水篇”，笔者也在这里大胆的猜测，这大概是因为《水经注》“滱水篇”的记载也的确存在问题：“又东北迳候世县故城南，又东北迳陵阳亭东…又东北迳依城北，世谓之依城河…”此段话放在这里，的确令人费解。利用自然地理的基本知识就知道，河流既然从蠡县南东北流经安新县安州镇北，就不可能再“东北流”经任丘县陵城镇（而只可能是“东南流”），更不可能东南流经故阿陵县故城东后，又折而东北注于易水。因此笔者认为今本《水经注》“漉水篇”里的记载可能存在讹误，或是错简亦未可知。
    综合上述，《水经注》记载的滱水流路应能代表整个汉唐时期的基本情况。
    至于沙河与滋河，因史载少缺，难以考证。但既然漉水行东北路，沙河与滋河绝不可能往北流汇入今白洋淀地区。《水经注》原有“、狐水”和“滋水”篇，可惜已经亡佚，无可考证。清人赵一清补注《滋水》，谓自《山海经》至《水经注》时代滋水皆南入滹沱河。[22]
    3.北宋：经人工引导北流入塘泺带
    宋咸平（998-1003年）中，为兴塘泺、限辽兵，“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葫芦、永济等河，皆汇于塘”[23]。滱水、泒水和滋水概莫能外，全部改流，北人塘泺带。滹沱河也因此改为北流，加入了大清河水系，直到金代大安（1209-1211年）年间，才重又南徙脱离了大清河水系。[24]
    塘泺带在起初着实在抵御辽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北宋末年，塘泺带逐渐淤高，宋室南渡后，对界河的重视慢慢淡化，塘泺带逐渐解体，滱水也从北流退出，正如《禹贡锥指》所载：“其后滱水仍自蠡县改流，经肃宁、河间、雄县、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复北行”[25]。
    关于沙、磁二河，史料记载太过简略，无法细究。如成书于南宋间的《舆地纪胜》只称沙河在祁州西南十里，东人易水；磁河则在州西南二十里，东流人海；滹沱河则在祁州危渡口[26]，但此时深州束鹿南三十里也有滹沱河[27]。综合这些史料记载，此时沙、磁河应早已脱离滹沱而北人大清河系，沙、磁合滱，或许始于北宋人工导水济塘泺，也完全有这可能。
    4.宋末至元代：仍以东北流为主
    元代滱水通漕运。万历《任丘县志》引《元志》载：“漕河：《元志》在任丘，上流铁灯竿河，自博野东流，即沙、唐、滋、青会为滱水者”[28]，可见元代唐、沙、滋河已经合流，且下游干流称漉水。嘉靖《河间府志》对元漕河的具体流路有详细介绍：“元漕河，《元志》在任丘，上流铁灯竿河，自博野东流至河间府，数支绕城而北，相合东流五十余里至市庄（今任丘南柿庄镇）分为二：一自市庄西北十五里流经任丘县分为二，绕城而北相合，东北流二十里至武盍淀（在任丘县东北三十五里[29]）；一至市庄东北流经东庄桥（今任丘东北东庄店）至武盍淀，二水又合至猫儿湾（即今大清河茅儿湾）与桑乾河合。”[30]乾隆《河间府志》与乾隆《任邱县志》也有类似记载，但称引《元史》而非《元志》。笔者查阅了《元史》与《元一统志》的存世部分，皆未见有记载，大概原文已经亡佚，但以上记载应为信史。
    综上，滱水（唐河）与泒河（沙河）自战国中期脱离古黄河以来直到元代的漫长历史年代里，绝大部分时间是行东北路由肃宁、河间、任丘至文安，再东流入海。磁河虽在《水经注》时代以前常南泛滹沱河，但至迟在北宋时期必已东北流入大清河系。
    元代以后，唐、沙、磁三河以合流为常，这一点在不少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河道的决徙也主要发生在三河合流后的下游干流段，因此下文对明代以后河道变迁的研究也是针对下游干流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