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代以来南系的变迁过程
    元朝定都北京，周边山区林木也因此遭遇了一次横扫，流域水土流失加重，河道决徙随之增多。进入明代后，伴随着水土流失的日渐严重，唐、沙、磁三河合流后的干流段有关决口改道的记载骤增。当然这一方面是缘于地方史志书籍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河流决徙日益频繁。河流的名称也因此开始变化多端，称法繁多，出现了高河、杨村河、猪（潴）龙河、布里河、马家河等新地名，漉水之名反倒不常用，后来干脆不用，成了古河名。
    元代滱水的流路仍以东北流为主，但泛滥决徙开始逐渐变得频繁起来，而且出现逐渐往北路迁移的趋势。明洪武三年（1370年），河流已行北路。但是很快，河流又徙回东北路上。
    1.洪武三年（1370年）至正德十二年（1517年）：决徙频繁。但仍以东北流为主
    元末明初，河流行北路，经高阳县北流，因过高阳，河称高河。洪武三年（1370年），“高河决（高阳）旧城东（在今高阳县东旧城村），城陷…而高河淤，繇杨村，入河间”[31]。这一次河道决徙造成的破坏很大，迫使高阳县城改迁，从今旧城镇西迁至丰家口（即今县城址）。河流迁徙后改经杨村，高河也因此改称杨村河。此后，河流决口极为频繁。洪武十四年（1381年）杨村河决，“其后七十有余年，河凡二十余决，决辄坏民田庐，令辄促人徙为堤防之，辄复坏”[32]。
    明代早期河道决徙虽然频繁，但总体来看，唐、沙、磁河，在今安国市境内三岔口（军诜村附近）合流后，仍然主行东北路。这一时期，相对稳定的河道是自蠡县东、高阳南溢入肃宁境，经河间西关东北行，经北关外至徐家口，再北流抵任丘东庄桥，由阿陵（即今陵城镇）东，达五官淀（即五盍淀，在任丘县东北三十五里）入海的这条流路[33]。
    但河流决口频繁，也常转徙入北路，所以天顺五年（1461年）所撰《大明一统志》称唐、沙、磁三河合流后从安州注入易水，称滱水则在任丘县治西，下流合易水[34]。弘治时期也有三河达安州的记载[35]。这些均表明，东北路已越来越不稳定，转向北路的趋势已逐渐明显。
    2.正德十二年（1518年）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行北路
    正德十二年，河流发生重大改徙，河道变迁后，河名由原来的杨村河变为马家河。[36]天启《高阳县志》载：“马家河…初，迳蠡吾东入河间。正德十二年，蔺家口（疑即今蠡县南蔺岗）北决，遂由玉田、绪口北入邑，经延福潴为淀，又北迳圈头，受今名矣。”[37]
    此后，故道淤为良田，嘉靖《河间府志》明确记载：“正德末年，（漉水）地渐淤塞，悉成良田”[38]。而蠡县、高阳等境受唐、沙、磁三大河之洪流，水灾频发，民众苦于水患，强烈要求恢复东北路故道。嘉靖十一年（1532年），巡抚都御史许宗鲁，会同天津道兵备副使葛本，委同真定、保定、河间三府知府，分委三府官员同知，发动三个府同时修溶故道。次年五月完工，将其中四分水导入东北路，六分水则仍导入北路，流域水害有所减少。[39]
    3.嘉靖十二年（1533年）至万历年（1573-1619年）间：北、东北流并行，但以北流为主
    嘉靖十二年（1533年），东北路故道开溶疏通，此后新流北路与旧流东北路并行，至万历年间，仍为两股分流：“一股向任丘城西抵白洋淀，经高阳、新安、鄚州，过赵北口易易桥，洪波东注；一股经河问西门北流，过半截河，抵东庄桥，由陵城会武溘淀，接易易诸水，合流东注者”[40]。
    为了让北路安流，嘉靖十三年（1534年），又将其挖深加阔，以免发生旁溢之患，于是在新河（时称马家河）的两岸建堤三十里，并遥植万柳，号称万柳金堤。[41]但如此一来，北路却逐渐成了主流，旧流则逐渐淤塞，至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东北路已基本堙没。[42]
    4.明末清初以来：北流，全水入白洋淀
    明末清初以后，东北路淤塞日益严重，乾隆以后基本堙塞，北路则在堤防的控制下，逐渐成为主流。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又修南北两堤，南堤自蠡县绪口起，至任丘县界止，计地六十二里，北堤自布里桥（即今安澜桥）路口起，至安州冯村界止，计地四十二里。修堤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唐、沙、磁三水合流后全水北注，北路水患压力很大，加之嘉靖时期疏浚的河道逐渐淤塞，河水容易漫溢，数次坏民田庐，决徙改道事件也有发生。据民国《高阳县志》载，在万历初年至雍正四年的150年左右的时间里，高阳境内发生的决徙事件就有7次，但在堤防的控制下，河道始终限制在北路范围内。[43]
    自此以后，河流一直保持在北路，至今无大的变化。清乾隆年间还有人商议开挖东北路故道，以减少北路水患压力，[44]但终究未成。
    需要说明的是，正德十二年（1518年）以来，河流名称的变化更加纷繁复杂起来。正德十二年，河道迁徙后，原东北路改称为古唐河，或古洋河，或仍称滱水，部分河段则改称半截河、东庄桥河、镜河等等[45]。而北路则演变为马家河，后又因决徙与袭夺，有过高河、潴龙河、土尾河，以及布里河等许多种不同的称法。[46]
    5.嘉庆六年（1801年）：唐河徙离大清河南系
    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暴雨横发，唐河由定州北关改徙东流入清苑境，东北流，入安新县境[47]。这次河道决徙的地点上移至定州，这也是笔者能查阅到的、唐河决徙最靠上游的一次，而且这次事件，使唐河自此脱离自古所属的大清河南系，进人中系，成为大清河中系最大的一条支流。
    唐河北徙后，故道起初仍然行水，但在道光六年（1826年）河流又一次北徙，此后安国一带唐河南流故道逐渐淤塞[48]，唐河从此徙离大清河南系。唐河改流后，新道因无堤防约束，并不安流，清苑一带又土性松散，“河流湍急，挟沙带泥，砂其河道，由张登镇、北和庄、北邓村、王盘村、东闾村一带（皆在今清苑县南），迤南廿里上下迁移无定，约十余年一变。”[49]然而尽管如此，唐河未再南流。
    20世纪中叶以来，在上游水库拦水、中下游开挖分洪河道以及加筑堤防等一系列水利工程的约束下，唐、沙、磁与潴龙河河道基本稳定了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水系格局。但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上游诸多水库的拦截，加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偏干，唐、沙、磁下游河道长年断流，出现大段干河床，甚至全年断流，宽广的河床完全裸露，河道生态严重破坏，河流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