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时期
    秦汉400 年间，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经济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移民，包括政治性移民、军事性移民、商业性移民等，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影响之广，为历代罕见。宁夏为移民的主要地区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一方面促成了被移民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却带来了生态的消解和毁坏。由于经济的发展、土地面积的扩大、移民人口的增多，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诸如森林被毁、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等。宁夏南部是适宜于畜牧的地区，畜牧之外也适宜于农耕。秦朝时在南部固原境内设置乌氏县后，表明当时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发与农牧并举。秦朝虽对北方实行过大规模开发，但从历史的长河看，属昙花一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派大将蒙恬率大兵向北推进，在北部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及陕北等地设置44县（ 一说34县） 屯田开发，这里包括宁夏全境。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开发持续时间不长，就随着秦王朝的迅速灭亡而中断。因此，西汉初年黄土高原人为的耕垦活动对生态造成的影响较小，自然植被保存较好，水土流失与沙化现象显得轻微，直到唐代初年[6]。
    西汉以后的宁夏生态环境就逐渐发生变化了。依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西汉时期的黄土高原，气候正处在温暖期。这一时期，宁夏南部六盘山一线南部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森林广布，间有草原；六盘山以北为温带森林草原，草木茂盛，降水量也多。但从开发的角度看，秦汉时期多次向宁夏境内移民屯垦后，传统的农牧分界线一再向北推进，宁夏平原及河谷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垦辟，尤其是宁夏平原，代之而起的灌溉农业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地区之一。西汉前期的这种开发现状，虽然山林和草场已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砍伐，但并不过度；加之又是农牧并举，在移民的认真经营下，生态环境并未遭到大的破坏[7]。汉武帝当政时，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发展交通，殷实国库；一方面多次向北方用兵进击匈奴，终于在元朔二年（ 公元前127 年） 收复了河套区，恢复了秦始皇时屯垦拓边的旧地。之后又屡屡出兵越过阴山，使“匈奴远遁，幕南无王庭”[8]。这时的农牧分界线曾一度北移到阴山以北，宁夏成为秦始皇时被称为“新秦中”的发达农业区。这样一来，北部边境安宁了，西汉王朝也处在它的鼎盛期。但随之而来的大量移民，带来的是大规模的屯垦。宁夏境内主要是在北部地区。到西汉末年，仅黄土高原地区的移民和原有居民人口总数已达1128万[9]。遗憾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草原和森林的大片土地为栽培植被所取代，天然森林和大面积的草原消失了，宁夏生态环境已由轻微的地质侵蚀变为强烈的土壤侵蚀[10]。汉代人面对这种现状，有识者已有了环境意识的萌生和生命意识的崛起，认识到了毁坏森林会加剧水旱之灾。
    秦时的固原境内，游牧大于农耕，游牧保护了大范围的生态并得到了可持续发展。《史记。货殖列传》里驻牧固原的游牧民族的代表人物乌氏倮，是历史上有名的大牧主，富甲一方，其属下畜牧的马牛数量之多是天下无与伦比的。当时的南部固原宜耕宜牧，但主要是畜牧。乌氏倮以内地丝绸与长城外的戎族头人进行贸易，这种贸易亦属国家需要，故秦始皇对其大加褒奖。至于秦始皇尊奖乌氏倮，自然有他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我们这里只看乌氏倮在固原经营马、牛、羊的过程中所折射出当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这是西汉时期政府畜牧在固原的集中表现，它不但说明固原当时生态环境的良好程度，也体现了游牧文化形式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却是军队屯戍、移民实边对部分土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开发。宁夏境内在秦以前多为匈奴占据，秦汉以来匈奴撤出后，这里人烟稀少，政府陆续为这里迁来关东移民，而且成为主体人口。这不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较快建成了农耕区，但大规模的开垦却导致了天然植被的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11]。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关中乱离，边衅再起。西汉政权覆亡之际，给黄土高原带来的是经济的衰退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之后，宁夏北部被南下的匈奴等游牧民族所占据，原屯田耕垦的汉族军民大都南撤，南部固原还有不少羌族等少数民族居住。依照气候变化对社会与生态的影响看，公元初到公元600 年前是我国气候的第二个寒冷期，尤其是三、四两个世纪最冷。气候变干变冷，降水减少，草地干枯，这些依靠水源和草地生存的北方游牧民族，自然要南下寻求生存的机遇和环境。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从寒冷的塞外举旗南下。到了东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入居黄河流域，宁夏境内尤其突出。同时，宁夏境内的汉人大批内迁，尤其是永和五年（ 公元140 年） 以后，匈奴、乌桓、休屠、羌胡等游牧部族大量内迁。这一时期，仅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当在百万人左右，相反汉族人口在这里相对减少，于是原来的农田又被恢复为牧地，退耕反成为黄河中游的普遍现象，许多地方成为半农半牧区[12]。宁夏是黄河流域的重要地区之一，又是北方游牧民族最易进入的地区。由此可见当时入居宁夏的游牧民族及对生态恢复的程度。《后汉书。邓禹传》载：“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畜多牧。”这种现状基本涵盖了宁夏全境。所以，随着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的重新改变，会有次生植被逐渐来替代过去毁坏的生态。当然只能是相对地恢复，是无法达到西汉以前的程度的。总体上看，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东进，迫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沿边政权设置不断内迁。由于中原“大一统”政权发生变化，原来在宁夏境内的移民屯垦停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相继内迁，农牧界线又向南推移。到了东汉后期，包括以后晚些时候，农牧界线大体恢复到战国后期的态势。这是由于大批游牧民族入居宁夏全境，原来的农耕民族内迁，许多土地退耕还牧，次生植被开始恢复的缘故。这种农牧相兼的发展格局，在宁夏基本持续到北魏以前。
    匈奴的内迁，也是宁夏生态恢复的主要原因，尽管是短暂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秋，匈奴昆邪王率4 万余人降汉，政府在5 个边地郡境内设立了“五个属国”，宁夏境内的三水县（ 今同心县东） 就是五属国地之一。在属国内，匈奴人可以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据专家研究结果推算，在当时“三水属国”境内生存的匈奴人也有五六万之多。东晋太兴年间，也有不少匈奴人迁入宁夏南部。这样一来，宁夏中南部各民族持续发展的畜牧业，就会起到延缓生态恶化的作用。
    汉代的思想家们已经注意到了自然与人的依存关系，尤其是已经有了环境意识的萌芽与生命意识的崛起。晁错在他的·新书·中说：“焚山斩木为时，命曰伤地。”刘向在他的《别录》中也说：“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 斩伐林木无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13]这些都表明汉代人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整体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