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又是数百年的战乱。由于战争和北方林立的割剧政权，东汉后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农牧分界的格局，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不断更替，游牧文化是其主流。《晋书。文帝纪第二》记载，魏末晋初，北方民族归附的人数达870 万余口。西晋时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14]魏晋时期，游牧民族的南下活动不仅频繁，而且民族种类也多，主要有匈奴、氐、羌、羯、鲜卑五族，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就是指这个时期。他们相继南下后，先后都建立过区域性政权。宁夏地域，先后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政权。据西晋时江统的《徙戎论》所陈述，公元4世纪中叶以后，南部固原境内已居住着大量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固原近乎成了畜牧区。在这个大背景下，尽管战乱带来过人口流离，战争给生态造成过新的不同程度的毁坏，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寻求水源和草地作为生息之所，本身就放弃了大规模的农耕，宁夏境内在导致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冲击的同时，秦、西汉以来毁坏的生态又得以恢复，生态环境总体上仍得以继续保护和良性发展，尤其是南部固原。同时，次生的草原和灌木丛又大片地取代了栽培植被，土壤侵蚀减少，是宁夏历史上生态恢复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黄河中上游生态的良性发展，使黄河泥沙也相对减少，成为黄河得以安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以后，长期生存在宁夏境内的部分游牧民族开始向农耕转化，逐渐农业化。
    四、隋唐时期
    依自然地理划分，西北多属半农半牧地区，宁夏南部固原最具特点。按司马迁当时的经济区划看，固原属游牧地区的南界。隋唐时期，固原在经历了南北朝特殊时期之后，更为明晰地体现着自身半农半牧区的特点：从事游牧生涯的少数民族进入固原，即可为牧；从事农耕族类统治固原时，这里就成为农业区。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这也是宁夏生态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唐代立国后，对于宁夏地区的政策是农牧兼并的，尤其是固原。因为对于唐朝中央政府来说，这里不仅需要粮食，更需要繁殖马匹。固原所在的平凉郡，就是当时唐朝在西北设置的四大畜牧地之一。当时的宁夏，虽是半农半牧地区，但农耕地区再扩大，也不会超过畜牧地区[15]。在宁夏北部的灵州，唐朝政府实行羁縻州以安置周边内迁的少数民族。这些内迁的各族皆习畜牧，仍因其旧俗，同样有利于生态的恢复和发展。唐代，固原也曾有过几次大的变迁，草原与农耕交替出现。安史之乱前，这里是农耕与畜牧相兼的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占据固原的大部分地区，这里变成了草场，直到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 年） 以后。当然，这种草场属毁坏性草场。宁夏北部内附的党项族羁縻州，本来散布在灵州一带，及吐蕃内侵，郭子仪恐其受吐蕃协迫为患边庭，再迁往宁夏北部，与当地的农耕民族相聚。因此，后来的西夏国，就是兼有畜牧和农耕的。
    从生态的角度看，即使在隋唐兴盛的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借固原的地理环境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即这里的生态环境与战马的繁殖最为相宜；从牧马的有利条件看，要比将牧马地放在平原灌区条件好得多，而且合算。隋唐两代都有强大的军队，其中骑兵占有重要地位。唐代重视养马业，固原是当时西北牧马四大基地之一，政府在固原广设牧监、牧坊，充分利用这里的自然环境作为草原和牧区。如果将牧马放在农业区，既影响了农业，又制约了养马业，借固原的地理环境以弥补农业地区的不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尤其要紧的是，这种养马区域的划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延缓了生态恶化。但在这期间，突厥、吐蕃数度寇边，对原州（ 固原） 马牧产生过影响，对生态环境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毁坏。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地区在发展牧马业的同时，还有少量的开荒耕种，使农牧得到协调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黄土高原的人口总数已达1015万。那么，宁夏南部固原的人口密度也不会太小。同时，由于农牧并举、以牧为主的经营结构，加之较长时间的安静发展，南部固原的生态环境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从固原自然条件本身看，半农半牧区，畜牧业位置重要；从军事的意义看，更重要。唐代，固原属关内道，京畿之外围，至关都城安危。战马就是当时的军需储备。所以固原唐代牧马草场还具政治意义。因此，当时固原不仅要发展一般畜牧业，还要繁殖战马，尤其是后者。唐玄宗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六盘山一线，宁夏南部固原成为吐蕃铁蹄往来的战场，原来的牧监撤废，耕种的土地荒芜，前后达86 年之久。唐朝政府收复宁夏南部三州七关后，即颁布诏书，听任老百姓开垦，荒地再度变成了农田，不再设置牧监，草场也随着毁坏。这样，固原境内的森林草场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宁夏北部平原，在唐代已成为重要的农业区。政府在宁夏平原兴修渠道与陂塘，发展农田灌溉。宁夏北部重镇灵州，在唐初的屯田规模已相当宏大[16]，因而唐代的农牧界线速迅向北推进到河套以北。从总体上看，宁夏北部是农业区，南部是农牧区，尤其是牧马业。这种农牧格局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之乱”后，原来设置的牧监和牧坊被垦殖，大片草原又变为农田植被。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地方也有过短时期的生态恢复。如唐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 ，东突厥内附后，有一部分就安插在当时灵州（今灵武市） 的边缘地带。再如天宝四载（ 公元745年） ，后突厥被回纥所灭，其中一部分继续南迁灵州。这些少数民族的内附并在灵州生存，依习俗而居，牧业的沿袭带来了对生态的保护和生态恶化的延缓。固原所在的南部黄土高原，从生态的角度看，宜农宜牧，但环境非常脆弱。当农牧并重、农耕与畜牧举措适当时，就有利于生态的平衡发展；否则，森林草原生态就遭到严重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