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屯田垦殖犹如一柄双刃利剑，在大量实行各种名目的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使自然生态不断恶化。当代环境学家认定明代是“ 环境严重恶化的时期”[32]。人为的作用就是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砍伐之后的土地，或为沟壑，或者逐渐沙化。
    清代前期，西北多有战事，但宁夏北部尤其河东地区生态状况相对尚好。这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时的沿途所见即可看到。公元1697 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由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宁夏境，到了兴武营一带时，野兔、野鸡非常多，不时地合群而过。康熙在这里作了短暂的停留，并颇有兴趣地进行围猎活动。用康熙给京城太监信里的话说：“满围都是兔子，朕射三百十一支。二十三日到清水营……朕只射一百有零。”[33]可见300 年前宁夏黄河以东的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还是不错的。另外，康熙离开宁夏返回北京时，是沿黄河乘船前往内蒙古包头的。由宁夏到内蒙古这一河段，黄河沿岸的生态环境，康熙同样看在心里，也留在了他给太监的信里：“黄河中鱼少，两岸柽柳、席芨草，芦苇中有野猪、马、鹿等物。” 34300 年前的植物和动物，现在大都消失了。康熙皇帝的这次行程，如同考察黄河及其沿岸生态，留下了这些让后人追念和对比的文字。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300年前康熙笔下的各种生物都成了历史生态的参照，极具启示意义。
    南部固原是另一种情形。清代立国后，明朝时期的生态环境未来得及恢复；乾嘉中兴之际，稍有恢复，又毁于同治以后的战乱，这一次应该说是毁灭性的。其实，康熙年间就裁撤了在固原沿袭千年的监牧，也取消了明代的藩府牧地，土地大量开垦，军马厂设置沿六盘山一线摆开，生态进一步毁坏。
    清末，受左宗棠兴水利、造树林的影响，固原数任直隶州知州如王学伊、张祥、萧承恩等人，在固原城郊搞育苗试验场，育树苗栽树，在现在的西兰公路六盘山、和尚铺、平银公路、清水河沿线等栽种了大量的杨、柳、榆、椿、杏等；固原城周围、东岳山等处也栽种了不少。在这个过程中，驻固原的军队加入了植树行列，也是有贡献的。同时，还恢复马场，以恢复生态。但由于各种原因，比起偌大的固原山川，终属杯水车薪，恢复生态建设不可能有多少起色。民国年间，马由民间养牧，牧业依附于农业。牧马场不存在了，草场就不存在，生态空间就越小。这种掠夺式的经营，使草场越来越小，生态退化越来越严重，留给后人的是“童山濯濯，沙土皆紫色”的山川。
    追溯宁夏清代以前生态演变的历史过程，是一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个偌大的地域上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以上所论及，仅是对宁夏历代的生态变迁作了轮廓式的梳理。从论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千百年来农业与游牧两种经营方式频繁更迭、人为过度樵采、放牧、开垦及战争的破坏，宁夏境内的许多森林草原及其植被不断退化，河流干涸，以致原来的青山变成了荒山，原来不是沙漠的地方也变成了沙漠。尤其是历代各种名目的超负荷的大规模的屯垦生产，直接造成对天然生态植被的破坏。这是宁夏历代生态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南下，致使宁夏境内的耕地面积在农耕与畜牧之间反复交替，大面积的植物茎根被日照、风化而枯死。即使在畜牧期，短时期很难生长出次生植被；或者短期内可延缓部分生态的恶化，但已法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生态植被。这种无节制的索取，加速了宁夏生态资源的深层破坏，尤其是南部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1944 年，李长傅先生在他的《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一文中说：“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35]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撰写此文，旨在为人们了解、认识和研究宁夏历史生态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