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是一个隐士，淡泊仕途，但关心农事，营营矻矻，老而弥坚。他对当时江南的农业技术进行了总结，他撰写的《农书》突出一个“宜”字，全书大部分篇章均以“宜”字命篇；反对生搬硬套，强调的所有的农业措施都要符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他认为他的《农书》可以为最高统治者提供指导农业生产的依据，“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少効物职之宜”（《陈旉农书·序》）[10]。隐然有取代《齐民要术》地位之志。由于没有当过官，他只能寄希望于当政者采纳和推行他的农书：“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唯籍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陈旉农书·序》）该书脱稿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249），陈旉当时已74岁，他带着农书访问仪真令洪兴袓，由洪兴袓为其刊行。五年后，鉴于该书流传中错误较多，陈旉又“取家藏副本，缮写成帙”，表示“以待当世君子，采取以献于上，然后锲版流布，必使天下之民，咸究其利，则区区之志愿毕矣”（《陈旉农书·跋》）。陈旉希望当政者能够体会他的良苦用心和认识其农书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需要自我“推销”，他一方面表白自己不是那种“慕名掠美，攘善矜能，盗誉而作者”，另一方面又表现得颇为“自负”和张扬，不厌其烦地讲“大道理”，并对当时流行的葛洪《抱朴子》、陶宏景《本草经集注》和贾思勰《齐民要术》等提出批评，其实包含了衬托和宣传自己、引起当政者注意的意图在内。
    可见，《陈旉农书》虽然对《齐民要术》缺乏辩证的分析态度，但它与《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的“较劲”，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不加变通地以《齐民要术》指导江南农业的政策导向的一种“反弹”，是江南农业的新经验和新成就要在传统农学中取得其独立地位的一种“冲动”[11]。
    二、《陈旉农书》和《齐民要术》所载技术体系是对不同环境的“应对”
    《陈旉农书》和《齐民要术》所分别反映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和江南地区的农业技术，虽然在农学的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但具体的表现形态有相当大的差异。这是因为它们对面临不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出不同的应对，从而形成不同的技术体系。
    （一）《齐民要术》技术体系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特点
    黄河流域中下游处于四季分明的北温带气候区，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发展既有有利一面，又有不利一面。这里有广阔的平原，覆盖着深厚的疏松肥沃的黄土，极便于用简陋的农具进行垦耕，从而形成中国最早的大规模连片的农区。该区雨量虽然不算太少，但季节和年度分布不均衡。冬春、初夏少雨、多风，土壤蒸发量大，经常致旱。降雨集中在夏秋之间，加之河流易溃，排水不暢，又往往发生涝渍盐碱之害。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涝渍盐碱的问题比较突出。原始社会后期，人们逐渐从山地或山前向比较低平的地区转移。距今5500年前后，全新世气候演化史上出现了一次重大的降温事件加速了这种转移。当时人们面临的是遍地沮洳沼泽的环境，如何排涝洗碱，把渍水洼地改造成可以耕作的农田，是发展农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修建排水沟洫，把挖掘田间排水小沟（“畎”）的土堆成长垄（“亩”），形成畎亩农田。这种沟洫农业成为旱地农业的新形式。在沟洫农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尧舜时代的特大洪水，大禹受命治水，把修建沟洫系统作为治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沟洫农业获得巩固和发展。沟洫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臻于成熟，形成技术的规范，这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获得总结，而垄作、条播与中耕的结合，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12]
    战国秦汉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黄河流域经过长时间的开发，尤其是铁农具的推广和人口的增多，许多渍水洼地被垦为农田，不复是往日沮洳遍地的景观，开挖占用大量可耕地的沟洫道路系统已经不划算和不必要了，平耕的低畦农田逐渐代替了畎亩农田。与此同时，过去利用沟洫农田形成的地形小气候缓解旱情的作用也就自然消失了。防旱抗旱逐渐成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解决办法之一是发展农田灌溉。但由于北方水资源的制约，能够有条件灌溉的农田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农田的防旱保墑是靠土壤耕作来实现的。
    随着沟洫农田退出历史舞台，战国秦汉兴建了中国第一批大规模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在防旱保墑耕作技术方面，汉代的畜力“耕-蔺”体系取代了先秦人工“耕耰”体系。
    战国秦汉是中国气候史上的温暖湿润期，干旱问题尚未十分突显，东汉以后气候转寒，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了气候史上新的寒冷期，与寒冷相伴随的是干旱的频繁出现。矛盾就变得更加尖锐了。据《中国灾害通史》统计，西汉230年间共有46次旱灾记录，平均每5年发生一次旱灾，旱灾发生率约20%。东汉196年间共有77次旱灾记录，平均约2.5年发生一次旱灾，旱灾的发生率大约39%。魏晋200年间共有82个年份发生了112次旱灾，旱灾年占41%，平均不到两年就发生一次旱灾，在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各灾种次数中居于首位。南北朝170年间发生旱灾125次，每年平均发生0.74次。[13]西晋灭吴后至东晋初年，是旱灾发生最集中的时期之一。如晋武帝太康以来至太煕元年的十年间（281-290年），“无年不旱”[14]，且都是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北魏中后期是又一个旱灾频繁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据我对《魏书》等有关资料的统计，北魏148年（386-534年）中有明确旱灾记录的年份，459年（高宗太安五年）以前的73年中只有5年（其中有一年旱灾发生在漠北），459年以后的75年中（含459年）则有44年，也就是说，大多数年份都有旱灾，这些旱灾均发生在北魏境内，即黄河中下游地区[15]。
    新的气候寒冷周期引发的另一个社会变化，是一些北方草原民族相继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抜部就是其中之一。北魏建国初期，统治重心仍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较多地保留游牧的习惯，一般的水旱异常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很大，这大概是北魏前期旱灾记录较少的原因之一吧。但后来他们越来越接受和融合于汉族的农耕文化，干旱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显了。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时期的混战，人口丧亡流徙，耕地大量抛荒。北魏统一中国北方（439年）以后，面临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确实获得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就是《齐民要术》产生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