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再谈“地力常新壮”
    “地力常新壮”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地力不能“常新壮”，土地就不可能持续利用，农业也就谈不上持续发展了。“地力常新壮”既是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现，又是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一方面，它与早在先秦时代即已出现的“土宜论”和“土脉论”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以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实践，尤其是唐宋以来江南等地农民的实践为基础的。作为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一理论是精彩的，但实践比理论更丰富。
    我国东南地区原来的土壤是红、黄壤，大多质地粘重，结构性差，酸度大，速效养分含量低。在《禹贡》中，位处长江下游的“扬州”土壤列为下下等。在长期的农业开发过程中，土壤也获得改造，在许多地方逐步形成肥沃的水稻土。唐宋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出现“地狭人稠”的格局，为了保证农作物的供给，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在传统农书中，《陈旉农书》又第一次用专篇讨论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分别介绍了高田、下地和薮泽三类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提到了梯田、圩田、湖田和葑田，反映了土地利用广度的发展[34]。《陈旉农书》不但记载了轮作倒茬、间套混作技术，而且第一次对稻麦复种制作了阐述，提出“种无虚日，收无虚月”的目标，反映了土地利用深度的发展。土地利用达到如此的高度，能否持续下去？如何持续下去？这是必须在实践中予以解决，并在理论上予以回答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长江下游等地人民以其光辉的实践相当完满地解决了它，而其理论表现就是“地力常新壮”论的提出。长江下游等地的人民把瘠土改造为沃壤，在高强度利用土地的同时，使土地越种越肥，古人是深有感受的。例如，在陈旉之前，北宋人秦观就说过：
    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他州辄数倍。彼闽、蜀、吴、越者，古扬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贡》，扬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而乃今以沃衍称者何哉？吴、越、闽、蜀地狭人众，培粪灌溉之功至也。[35]
    所以，“地力常新壮”首先是事实，是实践的结果。
    如何实现“地力常新壮”？从江南农民的实践看，它是通过多方面的综合措施达到的。施肥改土无疑是主要措施，除此之外，精细的耕耘、合理的排灌也十分重要。秦观谈到了“培粪灌溉”。宋人髙斯得介绍“浙间”高产田的经验时谈到“深耕熟犂，壤细如面”和大暑之时决水“靠田”（烤田）等[36]。这是一种精细的水旱交替的耕耘。宋人真德秀提出“良农”的标准是：“勤于耕畬，土熟如酥；勤于耘耔，草根尽死；勤修沟塍，蓄水必盈；勤于粪壤，苗稼倍长。”[37]亦可视为达到“地力常新壮”的几个基本环节。
    现代学者也有对此进行研究的。1980年，土壤学家徐琪发表了对太湖流域水稻土形成和发展的开创性的研究报告。他把太湖流域水稻土的形成划分为四个阶段，而以唐宋至1950年代的第三阶段（稻麦两熟阶段）最为关键，是太湖地区水稻土的土壤生态环境最好时期。这是由于随着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土壤水旱交替，氧化还原作用加强。再加上大量施河泥，施绿肥，人为翻动和堆迭作用加强。在这基础上，王建革利用历史文献、乡村档案和田野调查资料，对以嘉湖平原为中心地区的圩田土壤环境史进行了贯通古今的研究。强调水利、水旱轮作和大量施河泥，对良性土壤的形成的巨大作用。[38]
    在《陈旉农书》中，论述时实现“地力常新壮”的手段仅提到施肥和添加客土。在古代农书中，陈旉对施肥的重视是空前的。它的篇幅只及《齐民要术》的1/9，但对肥料的论述却比《齐民要术》多得多。不但在《粪田之宜》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在其他不少篇中也有具体细致的论述。但《陈旉农书》谈的客土并没有明确包括河泥在内，而下文将要谈到，宋代平原河网地区确实已经使用河泥作肥料了。这可能与陈旉“躬耕西山”（大概是扬州西山），农业实践活动和注意力较多放在丘陵山区有关吧。关于精细的水旱交替的耕耘、合理排灌，以及水旱轮作等，《陈旉农书》实际上都已谈及，并意识到它们与土壤培肥的关系，只是在论述中没有直接与“地力常新壮”联系起来而已。例如，陈旉在《耘耨之宜篇》中介绍了“旋干旋耘”的方法，要求“所耘之田，随于中间及四傍为深大之沟，俾水竭涸，泥坼裂，而极干。然后作起沟缺，次第灌溉……”（这就是烤田）这样做“殊胜于用粪也”。关于稻麦复种，《陈旉农书》指出它不但可以增加收成，而且有“熟土壤而肥沃之”[39]的作用。应该说，这些认识相当深刻，和现代科学和现代学者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
    “地力常新壮”论是长江下游等地农民应对“地狭人稠”的环境，高强度的土地利用与高水平的土地保养相结合的农业实践的产物。为什么《陈旉农书》能够提出这一理论，而《齐民要术》未能提出这一理论？这是因为《陈旉农书》时代已有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践，而《齐民要术》时代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需要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完备实践。这也是《陈旉农书》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比《齐民要术》及以前农书进步之所在。
    3、关于农业系统内部物质的循环利用
    循环观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上面说过，早在先秦时代“粪”字含义从废弃物到肥料的转化中，已包含了循环观的萌芽。从此开创了这样的传统：农业的肥源是通过农业系统的内部循环、“化腐朽为神奇”来解决的，而不是利用外源能。这是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它区别于西方现代“石油农业”的重要特点。这一传统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形成某种理论原则，始于《王祯农书》以下论述：“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明清时代出现了农业系统内部资源和物质立体和多层次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的雏形。清代的杨屾进一步提出利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作肥料是“余气相培”的理论[40]。
    《陈旉农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循环观的理论原则，但《陈旉农书》及其所反映的时代对施肥高度重视，无论肥料种类、来源，或者沤制、施用肥料的技术都大大超越前代，这就为以后循环观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基础。这一时期，农业系统内部物质的循环利用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陈旉农书》中的肥料种类，不但有传统的废弃物，如“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粪汁”，“涤器肥水”，“泔淀”等，而且首次提到了“麻枯”。“麻枯”是农产品加工后的副产品，这开辟了对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利用这种农业生态系统内物质循环利用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