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宋代农民已经挖取河泥和收集城市的垃圾用作肥料，这虽然不见于《陈旉农书》，但在其他古籍中已有明确记载。宋·毛珝《吴门田家十咏》：“竹罾两两夹河泥，近郭沟渠此最肥。载得满船归挿种，胜如贾贩岭南归。是迄今所见利用河泥做肥料最早的确切记载。韩彦直的《橘录》也谈到”冬月以河泥壅其根“的技术。《广群芳谱》载”宋时内苑种竹“，也”用河泥厚壅之“。南宋程珌说：“每见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壮。”[41]《梦粱录》卷十三谈到杭州城街巷小民之家便溺用马桶，每天分别由固定的“出粪人”收取，“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羣搬运而去”，应当是运到郊区农田作为肥料使用[42]。利用河泥和城市垃圾作肥表明，这种农业系统内部的循环并不局限在单个农家的范围，它已经是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大循环了。
    从以上的分析看，《陈旉农书》确实标志着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余论：略谈“江南模式”中“人”的作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唐宋以来长江下游等地在“地狭人稠”的条件下，通过高强度的土地利用和高水平的土地保养，达到农业经济的高度繁荣，“苏湖熟，天下足”为世人所艳称，我们不妨称之为“江南模式”。这种发展绝非因任自然、无所作为可致，而是在不违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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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天有时，物资之以生，地有利，人资之以养，必俟吾农出力，深耕、易耨、均秧、散谷……然而苟非吾农之效其力，天时亦莫能发用，地利亦莫能致养。夫农之为功如是之大也。[43]
    天时地利，要须人力相扶，春耕夏耘，然后秋成可望。[44]
    盖地利不可兼，天时不可必，所可恃者人事耳。[45]
    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46]
    吴中之农专事人力，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47]
    《禹贡》扬州田下下，梁州田下中，至唐则以江淮为财用渊薮，天下号扬一益二，以户口之盛故也。……盖地力之升降，皆由人力之多少也。[48]
    以上是士大夫的言论，再看看农民的说法。《新唐书》的作者宋祁（北宋人）有一次到丰收后的京郊农村观察和慰问，记录了以下一段遭遇和对话：
    先生乃揖田父，进而劳之曰：“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田父俯而笑，仰而应曰：“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屮，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亟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强勉以希帝力也！”遂去不顾。[49]
    由此可见，发展农业生产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必须立足于人自身的努力，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回头再看《陈旉农书》，它之所以能够提出体现人的主观能动精神的“盗天地之时利”的命题，绝非偶然，这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升。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精耕细作题中应有之义。人多固然会增加消费的压力，但也会增加发展生产、改造自然的力量。人力的投入、人工的干预，只要是正确和适度的，不但不会破坏生态环境，而且会优化生态环境。最明显的事实长江下游人民把瘠土改造成沃壤。宋代人对此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上文引述秦观和陈大猷的话说明了这一点。陈傅良也说：“闽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锄耙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50]近人王建革的研究也表明，江南水稻土的培肥和维护，以精耕细作为必要的前提；如放弃精耕细作，肥沃的土壤也会退化[51]。
    农业的发展可以区分为内涵性和外延性两种方式。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属于内涵性发展，扩大农地面积，拓展农业活动的空间，属于外延性发展。两种发展方式往往交织在一起。唐宋时代长江下游农业的内涵性发展获得很大的成功，已如上述。外延性发展同样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过度的围湖造田打乱了自然的水文系统，削弱了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宋代已有不少人指出了这个问题[52]和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农业外延性的发展，我们应该有所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中国有句古话：“三山六水一分田”。这实际上是江南地区地貌的写照[53]。人类不断繁衍，要生存，要发展，不能不向山坡、水面扩展耕地。不改变原生的自然环境是不可能的，但要适度，要合理安排。唐宋时代长江下游人民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如唐未五代以来塘埔圩田系统的建立，就比较好地处理了人地、田水的关系。但在私有制社会，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在公有制社会，这一问题才有望获得合理的、比较彻底的解决。
    总的说来，长江下游从瘴疫流行，“丈夫早夭”，土壤属下下等，地旷人稀，中原人视为畏途的地方，变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全国人口最密集首富之区，生态环境是优化了，而不是恶化了。应该说，“江南模式”是中国人民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成功实践。
    农业具有明显的地区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不可能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但“江南模式”正确处理“天地人”的关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作为“江南模式”农业实践的一种反映和总结，《陈旉农书》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永载史册。
    注释：
    [1]这是我2006年9月在韩国举行的东亚农史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
    [2]《〈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与〈齐民要术〉的比较》，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赵雅书：《宋代陈旉的<农书>》，台湾《食货》月刊，1976年，第6卷第4期。
    [4]《孟子·万章下》
    [5]“齐人要术”即“齐民要术”，只不过当时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把“民”字改为“人”字罢了。
    [6]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认为《四时纂要》主要反映唐代长江流域农业生产技术，不确。对这种意见的批评可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445-44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