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旉农书》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思想演进的新阶段
    （一）《陈旉农书》以前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思想
    在《陈旉农书》以前，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思想主要表现在“农时观”和“节用观”上。
    中国农时观出现最早。在新石器时代有观日测天图象文字的陶尊。《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先秦诸子政见多有不同，但在“勿失农时”、“不违农时”方面却取得高度的共识。《吕氏春秋·士容论》所收录的中国现存最早农学论文中，有《审时》专篇。《氾胜之书》提出的耕作栽培总原则，把“趣时”放在第一位。《四民月令》的论述则是以农时为纲的。
    农时观的核心是“顺时”和“趋时”。其本质是承认自然再生产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俎代庖”，必须保证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按照自然的节律正常进行，有这个基础上加以利用，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东汉班固用“顺时宣气，蕃阜庶物”[25]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农业活动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节用观也出现相当早。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先秦诸子主张“强本节用”也是一致的。
    “节用”的最初意义是反对对生产（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成果竭泽而漁、杀鸡取卵式的利用方式，以保证再生产（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持续进行。这个概念后来才推广到家庭消费和国家财政上。
    “生之有时”、“用之以节”的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采集漁猎时代。先秦时代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实行“以时禁发”，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捕猎，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26]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采集漁猎时代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天”和“地”是农业生产两个基本条件，农业能否持续发展，除了“顺时”--遵循生物自然再生产的节奏外，土地能否持续利用也是关键之一。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把土壤视为有气脉的可变动的有机体，并提出可以通过耕作和施肥改变土壤性状和培肥土壤。“物宜”观念也出现于先秦，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先秦时代，汉语中的“粪”字的含义，已由“废弃物”转化为“肥料”，这种“废物利用”的思想和实践已包含了循环观的萌芽。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但在《陈旉农书》以前，这些论述还比较初步，尚未在理论上与可持续发展明确地联系起来。
    《齐民要术》中包含了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践。“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得谷多”，是其所载农业技术的指导原则。“顺天时”基本上是“顺时阜物”的延续，但在农时（主要是播种时机）的掌握上更为灵活，不但有上、中、下时的区分，而且提出因地为时、因物为时和因岁为时。“量地利”，主要是对不同类型土地的合理利用。《齐民要术》谈到了开荒（是当时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反映），但从北魏均田制授田搭配相应休闲田的规定看，当时并非地狭人稠，而是耕地尚多，因而没有产生千方百计拓展耕作范围和提高大田复种指数[27]的需要。相应的，书中也谈到施肥，但主要是用于园艺作物，大田作物中除了麻以外，不见有施肥的记载，当时的大田一般应该是靠休闲恢复地力[28]。由于土地相对宽裕，大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并非当时的急务，所以，《齐民要术》也就基本上没有接触到在高强度利用土地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地的持续利用问题。倒是对土壤的保墑耕作论述得特别细致、深入和精彩，构成《齐民要术》土地利用技术的主要特色。《齐民要术》所载生物学知识比前代有长足的进步。不但对作物的遗传性、变异性和它们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以及相应的良种培育保藏技术有所提高，而且利用不同农业生物体之间和同一农业生物体不同部位、不同生育阶段之间的关系，趋利避害，以提高农业生物的生产能力，构成《齐民要术》的技术体系中组成部分和重要特色。所有这些，充实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宝库中物性观的内容。但主要是技术措施的描述，尚缺乏理论的提升。《齐民要术》强调节俭和积储备荒，是前代节用观的延续。总的说来，《齐民要术》所包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比之前代有继承，有发展，但基本上没有脱出以农时观和节用观为主的范围。
    因此，可以说，唐宋以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以农时观和节用观为标帜的。以顺应农业生物自然再生产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为特征，属于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演进中的初级阶段。
    （二）《陈旉农书》中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新突破
    以《陈旉农书》的出现为标志，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陈旉农书》继承了前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例如，多处强调“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29]，又设“节用之宜”专篇，集中论述有关问题。另一方面，又对长江下游等地农业实践的新经验作出突破性的理论概括。这些突破集中该书所提出的“盗天地之时利”和“地力常新壮”这两个著名的理论观点，同时，有农业系统内部物质循环利用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下面从实践和理论的关联上，分别作些发掘和阐述。
    1、先谈“盗天地之时利”
    陈旉提出“盗天地之时利”的命题，历来为农史研究者所重视。石声汉先生写过一篇总结分析陈旉《农书》的文章，题目就是《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30]。以前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强调“盗”对自然和自然规律不是单纯的顺应，而是积极主动的“夺取”。（是顺应自然规律的“巧取”，而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豪夺”[31]）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还可以作深一层的思考。不妨把陈旉的“盗天地之时利”和贾思勰的“顺天时、量地利”比较一下。不难看出：第一，天时、地利的摆法有差异：后者把天时、地利分开讲，前者则把天时、地利结合起来讲；第二，隐含的前提不尽相同：后者把“天时”看作必须遵循的“秩序”，前者在把“天时”看作“秩序”的同时，还把它和“地利”一样视为一种可以取得“资源”。唯其如此，才称为“天地之时利”，唯其如此，才有“盗”之一说。再看看“盗天地之时利”是如何实现的，问题就更加清楚了。从《陈旉农书》通篇看，它是通过充分利用地利来达到对天时的充分利用，同时又通过巧妙安排各种作物的种植结构和种植顺序来达到对地利的充分利用。从而农业生产中天时、地利、物性等因素巧妙而紧密地结合起来。陈旉说：“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32]这也就是说，要在遵循时宜之序的基础上，通过轮作、间套作、复种等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尽量增加耕地上绿色作物的覆盖，以发掘利用太阳的光热资源，获取人们所所需要的产品。这与现代农业科学的理论是吻合的。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天时”的本质是太阳提供的光热资源以及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过程中光热水气变化所形成的秩序。农业生产就是通过绿色作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有机物质。迄今为止，太阳能仍然是农业生产中可再生能源的终极来源，提高对太阳能的利用率，仍然是农业增产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基础。《陈旉农书》通过天时、地利、物性等因素的密切结合来达到“盗天地之时利”的目标，显然比“顺时阜物”进了一大步，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把“天时”看作“时令”的同时视为某种“资源”，这种思想萌芽相当早。如《尚书·洪范》把“时”看作是降雨量（雨）、光照（旸）、温度（燠、寒）、大气流动（风）等气象因素按一定次序的消长。春秋时代的医和说：“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33]《管子·宙合》说：“天淯（按即”育“）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厓。”意即天以其无量无涯的“阳”（阳气）来化育大地上的万物。天蕴含化育万物的“气”，可以理解为现在所说的“资源”。不过，明确提出可以利用农业措施来“盗”取和利用这种“资源”，还是从《陈旉农书》开始的。到了明清时代，这种认识又有进一步发展。如清·杨屾指出：“日行黄道，一年一周，而遍地之土，共被恩泽；盖地本水土合成阴体，得日阳来临，方能阴阳相济，调和平，化生万物，而衣食始能从此出也。”“日阳”作为农业生产所依赖的能源的根本来源的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