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如何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彭明教授主张历史学在事实准确、观点鲜明的基础上，文字最好生动些，增强可读性。此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他还强调要持之以恒，集思广益；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应虚心向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求教。（《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板凳集》）遵循上述科研思路，应该是能够作出成绩的。
    关于史学传统继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至今未曾有过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着良好的修史、学史传统。古代史家给我们留下了包括正史、实录、地方志等在内的丰富史料，为后人了解过去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参考材料。在戴逸、李文海先生主编的《清通鉴》出版之际，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议论，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问题。他指出，《清通鉴》治史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譬如：资料比较翔实，能够做到“搜集史料不厌其烦，至少最原始的资料不能遗漏”；对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说法，都进行考异，摆出不同的史料根据，亮明作者自己的看法，即“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全书“历史观点和态度寓于史事的叙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较好地体现了寓论于史、论从史出的原则，等等。在此基础上先生指出，通鉴体史书既然已经相传下来，就有必要继续修下去。毛泽东同志说过，过去的《资治通鉴》是资封建统治之治，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资治通鉴》，是资无产阶级之治，也就是说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和发展。修《通鉴》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们必须一代一代按一定的凡例继续修下去。不仅要有《清通鉴》，还要有《民国通鉴》、《共和国通鉴》。只有把这个传统继承过来，发展下去，才能弄清各种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才不至于在史实的叙述中出现错讹。（《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问题——读〈清通鉴〉》，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现在我们生逢盛世，修史有着很好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先生期望，“盛世修史”这个长期延续的传统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二、关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
    彭明教授在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方面历时最久，花费精力最多，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他关于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大多都已收进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类教科书中，成为众所周知的认识。譬如：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等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五四运动体现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中国人怎样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对五四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重要政治派别如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的评价等等，也为人们所关注、引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一历史时期研究的逐步深入，国内外出现了种种不同的声音。对此，彭明教授进一步择要阐发了他的观点。
    民主、科学是常说常新的历史话题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主与科学是陈独秀从西方请来的两面旗帜，其目的在于效法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虽然启蒙思想家们移植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学习西方时也有着严重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它所造就的浩大声势、磅礴气势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振聋发聩、震古铄今的巨大作用。先生认为，用民主谋取社会解放、经济解放和思想解放，这是很正确的。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重大成就，就是民主和反民主较量的结果。同时他还指出，学习科学、破除迷信的风气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形成的。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在于促使人们思维模式的转换。这一时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真正开端，科学成为现代文明的整合因素。彭明教授进而提出，虽然我们现在所讲的民主和科学，与这两个口号的最初含义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关系还是相同的：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实行民主；而民主的真正实现，又有待于科学的发展，两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我们需要发扬民主，以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又需要大力发展科学，以赶超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这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的具体表现。（《五四运动与20世纪的中国》，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载《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
    反封建并非反传统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时，有一种极端的论点，认为它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彭明教授认为这种论点值得商榷。
    他认为，持此论者有两个误区：其一，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其二，把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孔子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把儒学和儒教混为一谈。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说五四运动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断裂，也与事实有所背离。因为这场新文化运动虽然和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以来的儒学是对立的，但它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如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派；而且，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因此，把五四运动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先生指出，五四时期的一些启蒙思想家都有着很深厚的国学根底，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研究传统文化的专著。他认为，这种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启示我们要采取改革开放、综合创新的方针，充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在对待任何文化时，都应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使之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因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是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弘扬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反封建并非反传统》，载《百年潮》1999年第5期）
    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近年来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是一次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运动，并把它和义和团、“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彭明教授明确反对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