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这一措施在中国历史上都极其少见，其背后隐含丰富的政治、思想意涵，然因肃宗早崩，其“革命”事业未能继续推行，以至于这一重大事件被湮没史籍之中，而近代学人也全然忽视。（14）
    以十一月（冬至所在月）为岁首，乃是自改李唐正朔，也是向周制理想的复古。肃宗作为李唐子孙，应当记得其曾祖母武则天篡夺李唐天命时，就是将李唐的正朔（建寅）改为建子，也即以十一月为岁首。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甚至在圣历元年命瞿昙罗作光宅历，后又有神龙历，体现新政权的革命性。（15）久视元年（700）十月甲寅，武则天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并非由于客观上的历法不便，（16）而是有意地回归李唐正朔。这是巨大的政治信号，就在此前后，流放中的李显被接回洛阳，重新立为太子。武则天作为篡夺者，废唐正朔，可以理解，然而李亨本是李唐子孙，居然也改李唐正朔，令人费解。（17）
    而且肃宗在自改正朔的同时，居然去掉了年号，采用王号纪年，只称“元年”，这更是罕见的举动。即位和改元，是帝制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国家大事。（18）采用何种年号，往往是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君主及政权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但是极少在是否采用年号上进行政治操弄。而又将去年号和改正朔结合在一起，更加少见。从历法和政治思想史上考虑，肃宗可谓是极端典型的例子。
    从上元九月去年号，以建子月为岁首，一直到次年四月改元宝应，恢复李唐的以寅月为岁首，总共有六个多月时间。《资治通鉴》的月份排序正体现了这一改朔，从上元二年十月之后，是建子月（即夏历十一月）、建寅月（即夏历正月）、建卯月（即夏历二月）、建辰月（即夏历三月）、建巳月（即夏历四月）。建已月甲子，即四月十五日改元宝应，复寅正，之后就是秋七月、八月、九月。中间没有五月、六月。（19）
    肃宗的这一系列“极端”的历法操弄，跟当时李唐王朝以及他自身面临的局面有密切的关联。安史之乱爆发，李唐帝国四分五裂，关东河北大部为安史政权占据，李唐不再是天下唯一的政权，李唐的年号也不再是唯一的年号。可以想见，安史政权大肆宣扬李唐不德，丧失天命等等，加上战场形势的起伏跌宕，使肃宗政权感到莫大的压力，需要在政治宣传上采取激烈的行动，重塑李唐的天命。而肃宗本人的即位，又是采取宫廷革命的形式，并非依礼法而行，这也为竞争者制造了攻击他的口实。玄宗虽然让位，但是长期实力犹存，李唐内部权争不息，肃宗的统治正当性时刻面临挑战，肃宗也需要通过操作历法塑造自己的中兴之主的形象，巩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肃宗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改造以及政治宣传，必须放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
    二、肃宗对玄宗之区隔及肃宗之理论困境
    自陈寅恪以来，治唐史的学者逐渐揭开官方史书溢美隐晦的迷雾，揭示出肃宗与玄宗微妙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玄宗后期到肃宗朝政治、礼仪和意识形态走向的深刻影响。肃宗做太子时，为皇帝权力所抑制，先后遭李林甫、杨国忠的倾轧，危殆的情况就有好几次，陈寅恪甚至指出，肃宗“皇位继承权亦屡经动摇，若非乘安禄山叛乱之际拥兵自立为帝，则其果能终嗣皇位与否，殊未可知”。（20）
    安史之乱爆发时，肃宗已经是40多岁的太子，在原有的约束机制瓦解之后，才终于得到机会自立为帝。这一点陈寅恪早已经点明，肃宗乃是“拥兵自立为帝”。近年来唐史学者对玄、肃朝政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本判明玄、肃权力争夺在政治走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天宝十五载（756）在玄宗入蜀路上爆发的马嵬驿兵变，是以太子李亨为首的太子集团主导发动的。有的学者指出，高力士和陈玄礼则与兵变无关。兵变的性质，则可以说是唐玄宗后期统治集团内部长期而复杂的矛盾斗争，特别是皇位争夺斗争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兵变的结果不仅使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外戚势力招致覆灭，而且还大大加快了李亨继位的进程，并最终直接促成了唐肃宗于灵武即位称帝的历史事实。因此，马嵬驿兵变实际上标志着唐玄宗统治的结束和唐肃宗统治的开始。（21）有的学者认为，肃宗在位太子之时，就与玄宗存在紧张关系，后来经过马嵬坡之变，分兵北上，通过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了皇位交替。（22）也有学者指出，马嵬驿兵变虽然事实上造成了肃宗的崛起，但是事件本身存在巨大的偶然性，时间仓促之间，很难说李亨预谋和组织这次兵变。（23）
    笔者并不认同事先预谋说，而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抱持极大的同情心。若设身处地存同情之理解，则事前发生的一切，都难以找到预谋的痕迹，而事后的走向，也完全超出历史参与者的设想。马嵬驿兵变后，实际上肃宗的处境相当尴尬和危险，事后证明陈玄礼等人仍然是死忠于玄宗，所以《旧唐书》卷五五《后妃上》的一段议论非常生动而又准确：“息隐阋墙，秦王谋归东洛；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24）马嵬驿兵变之后，李亨已经不敢再在玄宗身边停留。《旧唐书》将这件事跟当年李世民面临倾轧，曾预谋逃奔洛阳相提并论。
    而当时李亨分兵北上，仓皇凄凉，完全不像后来官方史书描写的那么自信，也完全没有料到自己能获得朔方军的支持而站稳脚跟。当时不论玄宗还是肃宗，对形势的判断与形势的发展完全不同。玄宗选择播越入蜀，是对北方政治军事形势判断的结果。当时北方能与安史叛军抗衡的两大武装，河陇军已在灵宝决战中一败涂地，朔方军虽然实力犹存，但是其人心向背，尚存疑问。玄宗根本没有预料到肃宗会得到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在灵武登基称帝。实际上，肃宗即位的消息是在一个月之后才达到成都。至此，肃宗拥强大的朔方军支持，又处北方政治中心，玄宗反而偏居蜀中一隅，沦落权力边缘。
    肃宗获得朔方军的坚定支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唐代的亲王遥领制度。虽然不像唐代前期亲王出藩那样对地方权力影响深刻，但是玄宗之后的亲王遥领节度，并非与地方将吏全无联系。开元十五年（727）李亨封忠王时，即为朔方节度大使、单于大都护。《资治通鉴》记载，当肃宗北上彷徨无措时，其子建宁王倓云：“殿下昔曾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性名。”可见亲王虽不出阁，但与名下的将吏，依然有名义上的府主与僚佐的关系。事实上，自开元二十六年李亨被立为太子时，其势力范围就在河西、陇右以及朔方。当时西北诸军统帅王忠嗣就是因为和当时的肃宗往来密切而被罢黜。（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