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余论
    到底采取年号纪年或者王号纪年，或者究竟采用子月、丑月，还是寅月为岁首，以现在科学主义的看法，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问题，不应有更多的歧义。但是对于中古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乃至被统治的普罗大众而言，这却是一个有关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事关政权之生死存亡，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
    纪年方法与上古的政治传统和遗产相连，与上天赋予的政治合法性（天命）相关，不论是强调自己取代前朝的合法性，还是强化自己对同时期其他政权的正统性，（70）还是凸显君主本人肩负革故鼎新的开创（或中兴）使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从各种理论来解释自己在时间长河中的角色和地位。从根本意义上说，历法之所以成为中古时代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乃是其与时间的密切关系。一个政权或者君主，必须说明自己在时间（历史、现实、未来）里的角色（必然性、神性、异相、自然）。在中国中古时期，这种说法是：历法应该合阴阳之数、谶纬之言、经典之说。然而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衡量，人类在维护暴力政权的合法性方面，似乎并未有显著的区别。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夏婧、冯培红、徐冲等同仁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深表感谢。
    注释：
    ①董恩林：《试论历史正统观的起源与内涵》，《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甚至到了民国，历法改易也往往与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民国初期改行阳历，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改变清朝的“正朔”。这次改正朔，意味着阴历的岁时、节气及其附带的民俗文化的根本改变。南京国民政府依靠政治强力推行的废除旧历运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使用了民国阳历纪年，阳历在中国社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达到了国民政府“改正朔”的政治目的，而且逐步将中国时钟拧在了世界时钟的发条上。参看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②武帝采用年号纪年，实际上并不是始自元鼎四年，而应当是太初元年，参看辛德勇：《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文史》2009年第1期。
    ③任士英：《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此书以唐玄宗、肃宗时期的中枢政局为考察对象，认为在唐玄宗、肃宗时期国家中枢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
    ④赵贞：《唐代的天文管理》，《南都学坛》2007年第6期；《乾元元年（758）肃宗的天文机构改革》，《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
    ⑤《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259页。
    ⑥赵贞：《唐五代星占与帝王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84页。
    ⑦孙英刚：《“朔旦冬至”与“甲子革令”：历法、谶纬与隋唐政治》，《唐研究》第18卷，2012年。757年，肃宗收复长安、洛阳，次年加尊号，改元乾元，也有革新之意。《周易·乾文言》：“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肃宗名李亨，大概颇有以整顿乾坤、再造天下的意思。
    ⑧赵翼著、王校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九“唐有两上元年号”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400页。
    ⑨宋太祖用乾德年号以为“自古所未有”，结果被大臣窦仪指出前蜀后主王衍已经用过。参见史苏苑：《论年号》，《历史教学》1983年第3期。其实，在隋末战争中，东南的辅公袥就使用过这一年号。
    ⑩肃宗：《改元上元赦文》，《全唐文》卷四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496-497页。
    （11）《旧唐书》卷二八《音乐一》，第1045页。《全唐文》卷四四将高宗的《大祀用上元舞敕》系于肃宗名下，肃宗使用上元年号造成的困扰可见一斑，第483页。
    （12）《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2330页。
    （13）《新唐书》卷六《肃宗本纪》，第164页。《资治通鉴》记载云，“壬寅（廿一），制去尊号，但称皇帝；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因赦天下……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贺，如正旦仪”。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条，第7116页。
    （14）陈灵海就错误以为，上元三年（762）四月己巳（二十），代宗即位，未暇改元。次年（763）一月甲辰（三十），史朝义传首京师，壬子（十一），改元广德。陈灵海《唐代改元小考》，《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而且陈文讨论了“以十一月为正月”，完全不晓得此中意涵乃是改正朔。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中华书局，1956年，第6462页。关于瞿昙家族在唐代天文历法活动中的角色，参看张惠民：《唐代瞿昙家族的天文历算活动及其成就》，《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6）按此前武则天曾改神功元年（697）十月为闰月，为的是正月甲子朔日恰为冬至。可见武则天改历，历法的便当与否并不重要。
    （17）有唐290余年，历凡八变，其中只有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和肃宗上元二年这一年实施的是建子历，其他都是建寅。
    （18）平岗武夫：《唐代的历》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19）改正朔容易导致时间理解的错误，值得史学家重视，参看徐承泰：《秦汉正朔之变与史家释年之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2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