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去年号、改正朔并非谦让之举，还可以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得到验证。上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此后安史叛军基本转入守势。在平叛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肃宗着手整顿唐军内部，在上元二年相继派遣了一些中央系统的文武官员到各地任节度使，同时又撤换了一些边将出身的节度使，包括以宗室或文职出身的李国贞、邓景山等取代李光弼等边将，指挥绛州行营、河东等唐军主力，防止新的离心力量出现。“八月辛巳，殿中监李国贞都统朔方、镇西、北庭、兴平、陈郑、河中节度使。”九月份，就发生了肃宗去年号、改正朔的举动。“元年建子月癸巳，曹州刺史常休明及史朝义将薛崿战，败之。己亥，朝圣皇天帝于西内。丙午，卫伯玉及史朝义战于永宁，败之。己酉，朝献于太清宫。庚戌，朝享于太庙及元献皇后庙。建丑月辛亥，有事于南郊。”（57）可知肃宗在之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礼仪祭祀来强化自己的改制，比如朝见玄宗、朝献于太清宫、朝享于太庙及元献皇后庙、南郊祭天等等。
    肃宗采用王号纪年，或者无年号纪年，不但在官方史料文献中屡见，而且在民间也被使用，比如1995年4月出土于西安东郊灞桥区官厅村的《大唐故永王第二男新妇河东郡夫人宇文氏墓志铭》，刊刻于唐肃宗元年（762）四月。石质，志文17行，满行10至20字不等，行书，吴通微撰，陈国公李倩书。志文云：“芳春早暮，积善无征，隙驷不留，魂香靡効。以元年建卯月卅日夭于内宅，时春秋廿四矣。即以其年建巳月廿一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滋水乡原，礼也。”（58）这里的“元年建卯月”，就是肃宗去年号之后的计历方法。建卯月即原来唐历的二月，用今天阴历的说法是公元763年阴历二月。但是用肃宗的王号纪年和建子正历法，则是建卯月，或者四月。
    又1955年在西安东郊韩森寨地区出土，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故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墓主云：“元年建卯月十八日染疾，终于布政里之私第，春秋卅有八，以其年建辰月五日迁厝于万年县长乐乡之原。”（59）此墓志并未冠以年号，以致在断定此墓志的卒葬年份上出现矛盾，如《西安碑林书法艺术》所附西安碑林藏石目录、《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及《文博》1984年第一期载贺梓城《唐王朝与边疆民族和邻国的友好关系》等，均将其断在景云元年（710）；而《中国考古学研究》二集载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一文则将其定于大历元年（766）；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03将此墓志系在“上元”年号之下。（60）周晓薇已经正确地指出，这里的“元年建卯月十八日”及“建辰月五日”，应该是指肃宗元年（762）。（61）
    以肃宗无年号或者王号纪年的墓志还有《唐右金吾郎将马君夫人敦煌令狐氏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仪凤002），根据墓志，令狐氏“以上元二年七月廿二日终于私第……以元年建子月廿一日厝于岐山阳遂乡之三畴原，礼也。”《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将这方墓志系于仪凤元年，则显然误以这里的上元二年是高宗的上元二年。（62）
    综上所述，可知当时去年号和建子正在民间影响颇广，并非仅限于政府或者中央层面。可以揣度，肃宗王号纪年在当时有相当广泛的认知度，或许臣民对其中的政治意涵也有所体会和认识。
    应该指出的是，所谓“三正”实际上是汉代以后的经学家构建出来的。周人建子之说，应该是春秋中后期的事情，《左传》文公之前部分，当说到“王正月”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是建丑，有时建子，偶尔建亥。一直到文公中期以后，以子月为岁首才逐渐成为主流。这可能和春秋以后以土圭法测日影掌握太阳行径日益精确，最终找到冬至点的进步有关。冬至所在之月，正是子月。（63）
    中国历史上除秦及汉太初以前用亥正外，二千余年基本上用夏历寅正。历史上改正朔的例子并不多，除了肃宗之外，比较有名的是王莽、魏明帝曹睿和武则天。其中王莽和曹睿都是改用建丑月，而武则天和唐肃宗是改用建子月。这其中的意涵截然不同。
    王莽建立的“新”朝，改用建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岁首，同殷历。改夏历十二月为正月，正月为二月。自王莽始建国元年（8）十二月，至后汉淮阳王更始元年（23）十月莽亡，前后十六年改用建丑月为岁首。魏明帝曹睿青龙五年（237）三月改元景初，改用十二月为岁首，同殷历，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建丑，即承袭殷商的历法。曹睿因为黄龙出现，以为魏得地统，以建丑为正。笼统而言，王莽、曹睿都以自己替代了汉朝的正统和天命，所以改正朔的时候，将汉朝的建寅夏历，改成建丑殷历。（64）这其中仍有剩义，不须在此赘述，待相关学者留意。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表明不同于汉朝，王朗甚至建议魏明帝把年号去掉，不过最后魏明帝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议：“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隐公元年，则简而易知。载汉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则后不见。宜若古称元而已。”明帝不从。（65）
    相比于武则天和肃宗的改正朔，包括肃宗的去年号，都带有强烈的“宗周”色彩。武则天建立的新王朝就是“周”朝。关于武则天托“周”改制，研究甚多，不须赘述。仅仅从历法上讲，周正以十一月朔为正朔，取代了唐以一月朔为正朔。用周正，必崇周，改国号，以唐为周。以周为天统，用周正，必改变唐待以客礼的“宾”与“恪”，所谓“二王三恪”。武则天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对虞、夏、殷、周、汉五代天子的后裔都礼待如宾，符合“古者建国，有宾有洛”的古训。唐以北周、隋后裔为“二王”后，因隋承北周，唐承隋，唐以周、隋为正统，故以周、隋后裔为“二王”。武则天改正朔以周为天统，冒认周文王为始祖，以国家正统承自姬周之天统。（66）
    笔者前文提到，“三正论”是后人的附会，战国时期各自称王，历法也各不相同，齐鲁尊周，以子月为岁首，三晋与楚，以寅月为岁首，秦历托名“颛顼”。（67）可知，早在春秋列国时期，以子月为岁首，就是尊周的标志。这一思想传统直到唐代，从未断绝。
    由于史料有限，我们无法揣度，在时局动荡的转折时代，肃宗采取“奇异”的去年号、改正朔等意识形态宣传到底是怎么样的心理。在公元763年也即（肃宗）元年建巳月甲寅，玄宗驾崩，11天以后，乙丑，肃宗诏皇太子监国，以地方献宝为名，“大赦，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第二天，丙寅，闲厩使李辅国、飞龙厩副使程元振挟太子铲除张皇后势力，肃宗驾崩于长生殿。（68）
    这短短12天之内发生的事件令人眼花缭乱。改元年为宝应元年的事情就发生在肃宗驾崩的前一天。很难相信此事肃宗仍然有行动能力或者决策能力。废黜肃宗的“革命”措施，重新定立年号等举动，很大可能是出自后来的追加或者李辅国等人的操弄。“宝应”年号，如果乙丑日肃宗依然在世，他也仅仅只用了一天。中国传统政治斗争始终弥漫着阴谋、暗杀的迷雾，我们无法得知到底在一天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难以接受肃宗毫无征兆地废除自己一手打造的意识形态。不过也有可能，在玄宗死后，肃宗顿感无须再行“革命”之事，突然想向旧传统复归。（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