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兵变后，支持入蜀的杨国忠已经被杀，玄宗阵营再次讨论了去向，投奔朔方也是选项之一，但是最终被玄宗排除，他认为依靠富庶的四川地区，连接江淮，再图北方才是上策。以逻辑推之，在肃宗分兵北上时，玄宗根本没有意识到肃宗将成大事，最终取代自己。肃宗自立为帝之后，玄宗任命永王李璘出镇江陵，乃是两个政治中心的争斗。（26）玄、肃的权力争夺影响了唐朝中央体制、（27）平叛方略、乃至个人的命运。（28）
    我们将重要事件按时间排序，大致如下：天宝十五载即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六月九日，安史叛军陷潼关。十三日，玄宗出长安奔蜀，十四日，至马嵬驿，太子亨支持发动兵变，杀杨国忠、杨贵妃，玄宗西行，太子亨北走灵武，分兵自立。二十三日，叛军陷长安。七月十三日，太子亨擅自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二十八日，玄宗至成都，八月十二日，灵武使至成都，玄宗始知太子即位，十六日，玄宗称上皇，诏称诰，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玄宗对肃宗抢夺皇位采取了忍让态度，当是为了顾全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局。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这种二元政局（任士英语）至少延续到至德二载十一月，玄宗、高力士、陈玄礼以及禁军六百余人自成都到达凤翔，随即被肃宗解除武装。
    笔者在第一节讨论的肃宗改元上元，似乎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铲除玄宗势力方面，有明晰的痕迹可循。在改元上元之后两个月，即上元元年六月，肃宗将玄宗从一直居住的兴庆宫强行移往西内太极宫。李辅国将兴庆宫厩马三百匹收缴，仅留10匹。并将玄宗亲信流放，开府高力士配流巫州、内侍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漆州、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致仕。笔者不敢妄断肃宗在改元上元之后，即动手将玄宗势力彻底剪除，这两件事情之间有特定的联系。不过从逻辑推断，肃宗既改元上元，定下革古鼎新之旨，必然成为剪除玄宗势力的时代背景。
    肃宗对玄宗遗产的抛弃，除了中央政体改革、人事变更、历法改易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关注，可以说，肃宗对玄宗政治遗产的切割和抛弃，做得相当彻底和全面。
    肃宗在上元元年闰四月改元，建“上元”年号。也就在同一个月，废除了玄宗创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祭祀龙池祠。这一祭祀乃是玄宗强调自己受命于天，并在长安居民面前展示的重要环节，肃宗居然一举废除，而此时玄宗尚居住在兴庆宫，肃宗也丝毫不考虑玄宗的感受，均可验证此时肃宗与玄宗之紧张关系。任士英认为，祭祀龙池，玄宗意在从国家礼制的角度表明兴庆宫在国家礼仪场合下的地位，从而巩固兴庆宫所具有的政治中枢的地位。（29）所言甚是。而肃宗废除龙池祠，乃是将玄宗所在的兴庆宫从国家礼仪空间中抹去，强调自己所居住的大明宫才是权力和礼仪的中心。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肃宗强行将玄宗移往西内的事件。玄宗的亲信也全被驱逐流放。“上元”年号的建立，不啻为肃宗切割玄宗的一大政治信号，为臣民清晰地传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图。
    肃宗发动的天文机构改革中，也有玄、肃之争的影子。肃宗将司天台的办公地点，由原来秘书省的南面迁到永宁坊张守珪故宅的地方。肃宗在诏书中说：
    建邦设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应物宜。灵台三星，主观察云物。天文正位，在太微西南。今兴庆宫，上帝廷也，考符之所，合置灵台。宜令所司量事修理。（30）
    永宁坊司天监，“监内有灵台，以候云物，崇七丈，周八十步”。（31）赵贞认为，如果将太微垣的星官与人间帝国对应起来，玄宗所居的兴庆宫与天上太微所居之“庭”对应，则肃宗居住的大明宫无疑就与天上的紫微宫建立了对应关系。肃宗对天文正位的调整，实质恐怕还是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登位及深居大明官的合理性寻找天文依据。赵贞甚至认为，兴庆宫地势低洼，旁边的灵台崇七丈，周八十步，在“候察云物”的掩护下，天文官员更易于望、刺探和窥测兴庆官的一举一动，从而达到监视、防范和控制玄宗的目的。（32）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唐代社会的士人心态造成极大的震动，玄宗的统治合法性遭到空前的质疑。加上肃宗分兵自立，为强调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有意识地和玄宗进行切割。这是肃宗朝在短短数年之中反复操弄年号与历法的一个重要背景。
    实际上，肃宗自上台伊始，就面临着巨大的伦理压力。可以说，肃宗自始至终都面临着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唐代士人中弥漫着一种贬肃宗之不孝的气氛，比如元结、杜甫等人的作品。（33）《太平广记》卷三三五引唐柳祥《潇湘录》“梁守威”条借小说中人物少年之口，说唐肃宗“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34）可见肃宗负不孝之名，在当时似乎是一种普遍认识，并不局限于高级官吏和士人。所以不难理解在即位诏书中，肃宗重点解释了自己即位，乃是大孝，“孝莫大于继德，功莫盛于中兴”。（35）郭子仪《请改元立号表》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臣闻功莫大于缔构乾坤，孝莫先于缵承社稷”。（36）肃宗努力塑造自己“中兴”形象，早在乾元二年（759年）就有表现。在这一年，因陈仓的陈宝之瑞，将陈仓改名为宝鸡。陈宝是中古时期的重要祥瑞，《水经注·淯水注》载：“关水又西南迳雉县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阳伯者，逢二童曰舀、曰被。二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飞，化为双雉。光武获雉于此山，以为中兴之祥，故置县以名焉。”显然肃宗想模仿光武帝刘秀那样，实现唐王朝的中兴。（37）
    这一理论困境是肃宗朝许多事件的主观环境。然而随着肃宗早早去世，当皇位传到代宗手中，这一理论难题也就烟消云散。肃宗改元上元之后遭到贬杀的玄宗系大臣比如永王获得平反昭雪，肃宗反复进行的年号操弄也恢复正常，重新建立宝应年号。
    在明了肃宗的现实政治需要之后，我们应该深究去年号、改正朔的思想内涵，这是中古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肃宗认为如此操作行之有效的思想基础。
    三、肃宗之前的无年号纪年
    自从汉武帝创建年号纪年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几乎均沿用不革。作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装置，中古时代各王朝多在取何种年号上大做文章，而鲜有讨论是否该用年号纪年。前人研究对历史上的无年号纪年往往容易忽略，比如刘乃和认为，自汉武帝后到清朝末年，两千年来都有年号，只有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九月至次年四月没年号。（38）徐冲则敏锐地揭示并剖析了西魏北周出现的无年号纪年。（39）除此两例之外，尚存其他例子，证明无年号纪年在中古时期，曾多次出现，并形成与年号纪年相对的政治传统，其内在意涵对于理解中古政治文化，乃至关键的历史情节，都具有重要启示。唐肃宗去年号的举动，也须在这一脉络中获得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