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在这其中被描述为类似周武王的形象，要“起西伯之师，将问南巢之罪”。文诰中，不止一处将李密讨伐隋杨与周武王伐纣相比拟：
    今者顺人将革，先天不违，大誓孟津，陈命景亳，三千列国，八百诸侯，不谋而同辞，不召而自至。轰轰隐隐，如霆如雷，彪虎啸而谷风生，应龙骧而景云起。我魏公聪明神武，齐圣广渊，总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家传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地启元勋，世祖嗣元皇之业。笃生白水，日角之相便彰；载诞丹陵，大宝之文斯着。加以姓符图纬，名协歌谣，六合所以归心，三灵所以改卜。（53）所谓“大誓孟津”、“八百诸侯”、“武王承季历之基”、“文王厄于羑里”等等，均是将李密描述为周武王。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两层意思，第一，隋杨是窃取的北周政权，且已丧失天命；第二，我李密乃“周太保、魏公之孙，上柱国、蒲山公之子”，也是关陇集团的核心阶层，我才是关陇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所谓“家傳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我们不敢妄言李密将自己描述为“周武王”，是为了上承宇文泰的“周文王”形象，但是李密将自己打扮成北周遗产的继承者的心态，从这篇文诰中昭然若揭。李密“即位，称元年”，在这样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背景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建年号，正是李密继承周制，与隋杨争夺政治合法性运动之一环。
    四、无年号纪年的实质和肃宗的复古理想
    天文历法对古人而言，不仅仅有编定时政的功能，还包含一套文化、信仰上的意义。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但是无年号纪年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周代的“王号纪年”。王号纪年的办法是从帝王即位之年算起，每一帝王只改一次元，直到去位。史书记载时则连帝号合称，如周宣王元年、二年，鲁隐公元年、二年等。帝王死后，改用新即位帝王的年次纪年，仍称元年、二年。如周宣王四十六年后幽王即位，父改称元年、二年。“周宣王元年”、“鲁隐公元年”等是他们死后的称呼，是史书记载的称号，他们在位时，只称元年、二年，并无数字与帝号连称者。王号纪年对中古时代的政权和君主，到底有什么意义，从琐碎的史料中我们或可窥见一二。
    第一，王号纪年的出现，都发生在诸雄逐鹿中原之际，天下未定。比如十六国时期的慕容氏、西魏北周的宇文氏、唐末的李密，乃至安史之乱中的肃宗。他们都面临着天下分崩离析，存在强大竞争对手的局面。这些政权或者君主，或视自己为诸雄中的一员，或以统一天下的周文王（宇文泰）、周武王（李密）自命，视群雄逐鹿的局面为春秋列国时代，自己则肩负统一天下、革故鼎新的开创或中兴伟业。
    第二，或许更为重要的，王号纪年与历史上理想的周朝联系在一起，采用王号纪年，乃是存复古的企图，恢复周朝文物制度，以周朝的装饰之具，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宇文氏建国为周，武则天建国为周，都有这样的意涵，不过武则天仅仅使用周正，废唐正朔，并没有采用王号纪年。宇文氏则在闵帝之前，甚至采用王号纪年，并去皇帝称号，改称天王。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也正是存有此意。
    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两个问题。第一，肃宗去年号，只称元年，是否是谦逊之意，毕竟在去年号的同时，肃宗也去了尊号；第二，肃宗去年号之后采用的王号纪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民间采用。上元二年九月肃宗的《去上元年号大赦文》云：
    欲垂范而自我，亦去华而就实。其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崇之称，何德以当之？钦若昊天，定时成岁，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昔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为则。三代受命，正朔皆殊，宗周之王，实得天统。阳生元气之本，律首黄钟之尊，制度可行，叶用斯在。自今已后，朕号唯称皇帝，其年但号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天正岁首，使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唐虞之代，肇有九州，王者所都，文无异制。其京兆府、河南府、太原府三京之号宜停，凤翔先为西京，亦宜准此。（54）从这一文诰来看，毫无疑问，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乃是“宗周”改制，甚至废四京之号，显然也是复古的思想在起作用。然而他也去掉了“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等尊号，自称无德以称之。但是，肃宗此举绝非自谦，其去年号、改正朔之时，正是其“中兴”大业进入佳境，而玄宗势力显著萎缩的时候。这些举动，实际是肃宗张扬之表现。
    《旧唐书》卷三六《天文下》“灾异编年”条记肃宗去年号、改正朔云：
    [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譔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后六刻起亏，巳正后一刻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周之分野。甘德云，‘日从巳至午蚀为周’，周为河南，今逆贼史思明据。《乙巳占》曰，‘日蚀之下有破国’。”其年九月，制去上元之号，单称元年，月首去正、二、三之次，以“建”冠之。其年建子月癸巳亥时一 鼓二筹后，月掩昴，出其北，兼白晕；毕星有白气从北来贯昴。司天监韩颖奏曰：“按《石申占》，‘月掩昴，胡王死’。又‘月行昴北，天下福’。臣伏以三光垂象，月为刑杀之征。二石歼夷，史官常占。毕、昴为天纲，白气兵丧，掩其星则大破胡王，行其北则天下有福。巳为周分，癸主幽、燕，当羯胡窃据之郊，是残寇灭亡之地。”明年，史思明为其子朝义所杀。十月，雍王收复东都。（55）上元二年七月，发生了日蚀，大星皆现。瞿昙引述甘德和李淳风的《乙巳占》指出，日蚀之下有国家灭亡，而这个方位是在周地，周为河南，即当时史思明所据之地。也即史思明“伪政权”行将灭亡。《旧唐书》紧接之后即记载九月肃宗去年号、改正朔，可见这两件事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就在肃宗此举之后数日，再次发生“月掩昴”的天象。所谓“月掩昴”是中古时期频繁出现而又非常重要的一种天象。（56）昴为胡星，所以月掩昴，预示着胡王将死，胡人将败。而且，根据司天监韩颖的判断，这一天象对应的分野也是周地，也即史思明所盘踞的洛阳。一事（月掩昴、分野在周）、一占（大破胡王）、一验（史思明为其子所杀），完美地从星占学上解释了公元762年阴历九月到来年的政治大势。
    从《旧唐书》的叙事来看，762年7月、9月发生的天文灾异（乃是洛阳史思明的灾异，而是长安肃宗之瑞祥，所以史书所记灾异，并非全然是坏事），和9月份肃宗的改正朔、去年号是相关的。或可想象，史思明盘踞洛阳，肃宗是否将自己和周公东征相比附。不过这仅仅是笔者的妄测，毫无史料基础，而仅能以心同此理来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