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张治平交代，曾政忠是张治平对日谈判时的合作者。戴笠为了查核有关情况，召曾政忠及军统局在香港的另一个工作人员刘方雄到重庆，询问有关情况。曾报告称：“张治平自本年二月投效中央以后……对工作颇为热心，数月以来：确未与汪逆有任何往来勾结。”对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等情况，曾表示“毫无所闻”。（注：《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蒋档”。）
    曾政忠来渝前，张治平致函曾政忠，要求曾向铃木索取近卫亲笔函及板垣保证书，但铃木拒交，声称原件“须至适当时期及适当地点方能交出”。9月9日，曾政忠“照录”板垣保证书的日文及中文本各一份，由铃木在日文抄本后加注保证：“本内容与板垣总参谋长所书不相违”，并署名盖章。（注：《板垣日文保证书》，抄件，“蒋档”。）曾到重庆后，将所抄之件交给戴笠。戴笠发现，曾政忠的新抄本与张治平所报旧抄本有同有异。相同处在后段，即“该问题基于内政不干涉之原则处置之，不认为停战协定条件之一”；而在前段则关键之处不同：张所报者为“汪问题”，而铃木交来之抄件，则改为“□汪合作问题”。（注：“□”字原空，当系戴笠避讳之故，应为“蒋”字。）戴笠做完上述调查后，于9月15日向蒋介石报告：
    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张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张治平与铃木等屡次洽谈和平，据曾政忠谓，张对于铃木所提者，确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问题，但张对吾人是否忠实可靠，亦未敢肯定。
    这份报告语气犹疑，“未敢尽信”、“尚不能证明”、“未敢肯定”云云，说明事情扑朔迷离，连戴笠这个精明的特务头子也心中无数，不敢作出肯定判断。对于“汪问题”之变为“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分析说：“敌人不肯遽然放弃汪逆，对汉奸仍欲保持信义与作用，实彰彰明甚。”（注：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蒋档”。）报告中，戴笠并称：张治平与今井武夫尚有9月16日在澳门见面之约，但张所进行的情报工作，已告一段落，“故拟留张在渝，暂不赴港”。此后，张治平即被以担任“训练班政治教官”名义，扣留于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回香港。（注：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传记文学》（台北）第39卷第2期，第101页。）
    在蒋介石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张治平致铃木的责问函，所署时间为9月28日。此函或为张治平主动所写，或为应军统要求而作。是否发出，不可知。该函除回顾自1940年以来与铃木在香港的会谈经过外，特别指责铃木“要功心切，不自检点”，又指责日方“在外间散布谣言”：“一则谓平曾持示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于去年年底在港晤石野武官，商谈中日和平问题，再则谓我蒋委员长对所提八项觉书表示满意，曾有委员长亲笔信交贵方摄影带回，又谓贵方曾摄有双方会谈时之照片，宋子良亦在其内等语。此种无稽之谈，如非先生有意伪造与故意宣传，平实不知从何而来也？”（注：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1940年9月28日，“蒋档”。）针对日方所谓宋子良参加谈判的说法，张治平要求铃木将摄得的所谓宋子良相片“公诸报端，以待证实”。函件末称：铃木的所作所为，“足证贵国所谓中日和平之无诚意也，足证先生做事待人之不守信义也。先生失败矣，咎由自取也。”
    张治平虽被扣留在重庆，但重庆方面不愿意就此中止和日方的联系。曾政忠奉召到重庆陈述不久，即被派回香港继续与铃木等人周旋。9月18日，曾政忠晤见铃木，按照军统设计方案通知铃木，声称重庆首脑会议认为“中国之抗战力尚大”，“无须做出屈辱性和平”，“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对所谓“蒋汪合作问题”，曾表示“不明了日本之真意”，怀疑其中有“谋略”。（注：参见《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39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谈话中，曾询问张治平与汪精卫的关系，铃木称：张治平对和平运动确甚热诚，日方所拟条件，人所不敢向中国高层转达者，张能，但张有时言过其实，此点日方早巳了解。关于张与汪精卫“勾结”一节，铃木保证“必无其事”。对于重庆方面所提“先行消除汪精卫组织再言中日和平”问题，铃木明确拒绝，声称事实上“诸多困难”，“如中国力持此点，和平前途未可乐观，谅中国政府已准备再战数年矣”。铃木并称：今井武夫尚在澳门，等待与张治平会谈，张既不能回港，本人将赴澳报告，请示今后方针。铃木约曾政忠21日再谈。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在向戴笠报告上述情况后表示：“政忠同志老诚有余，机智不足，恐难应付铃木、今井诸人。如钧座对铃木等尚有运用之必要，应请指派干员来港，就近指示。如仅为表明我方严正之态度，则拟于再晤谈一二次后，即嘱政忠停止一切活动，以免贻误机宜。”（注：《港区叶遇霖致戴笠皓亥电》，1941年9月19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1日，“蒋档”。）
    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与铃木卓尔会晤。铃木称，已于19日派秘书赴澳门谒见今井武夫，报告中方态度，他本人则拟于23日赴南京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他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意见与确实办法：“消除之方式与消除以后之办法”，“如何能使中国确信日本之和平诚意”，“如何使日本在消除汪组织后，不致有不良之顾虑”。铃木并称：“日本空军猛炸重庆，但对飞机场始终保全，亦所以使此项活动不致因交通困难而阻遏也。”（注：《香港叶遇霖致戴笠敬电》，1940年9月24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5日，“蒋档”。）24日，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再次将上述会晤情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铃木此线已无利用价值，电嘱曾政忠停止与铃木见面。
    在中方指示曾政忠“停止一切活动”的同时，日本当局也指示停止“桐工作”。9月27日，铃木卓尔应召回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后，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取消“桐工作”。10月1日，今井武夫赴东京汇报，刚刚组阁的东条英机严令军方“撒手”。（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0页。）同时，外相松冈洋右则决定另辟途径，通过银行家钱永铭对重庆进行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