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知鹰二曾告诉张季鸾，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内阁准备由少数人组成“委员团”，专门负责对华谈判，因此，张季鸾询问：“万一敌方此次更派高级人员一同前来求见时，应如何处理？”他表示：“弟现时之个人意见在拟拒见他人，以贯彻私人谈话性质之立场。”（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蒋档”。）
    在军统局审查张治平的同时，陈布雷也致函张季鸾，要求他向日方“索要伪件”，以便查清所谓张群“证明书”、蒋介石委任状及亲笔函的真相。张季鸾感到为难，回函称：“板垣尚倾信伪件，正期待其进行。若果正面索取，反恐困难，且使敌人感觉，弟之地位太涉于机密也。”（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0日，“蒋档”。）他托何以之致电和知鹰二，声称“张群因无端被人出卖，非常愤慨，托索证件以便彻查。同时附告，张群疑为日方捏造，或为汪派作祟。愿查明真相”。张季鸾相信和知能办妥此事，携件南来，同时也相信“经此一电，亦可使南京敌酋恍然于一场故事之为捏造矣”。（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1日，“蒋档”。）
    张季鸾曾得到情报：周佛海鉴定铃木得到的蒋介石所书“委任状”及“亲笔函”后，指出其均为伪造，板垣征四郎甚为慌急。又得到情报：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日军为试探苏联态度，进攻诺蒙罕（今译诺门坎--笔者），如苏联不抵抗，即调大部关东军人关。当时曾由板垣奏明天皇，天皇询问计划可靠否？板垣答云可靠。不料日军大败，转而调关内作战部队赴援。事后，关东军及参谋部有关人员一律免职。板垣本来也应该免职，派来中国，是让他“带罪图功”。“桐工作”出现问题，板垣更为慌恐。（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蒋档”。）基于上述情报，张季鸾对板垣的倒台颇具信心。
    和知于9月4日返回日本后，曾电告何以之，已向东条英机发出长文，拟在福冈与东条派来的人员见面，或直接赴东京报告。不久即发电称：东条英机“令彼负责进行”。但是，其后，又发电称，9月10日在福冈与东京派来的要员会晤，偕飞南京，协商结果，以和知与板垣为核心，办理此事。和知称：将于9月15日或16日再飞东京，处理钤木等失败的善后事宜，同时取得东京正式委托，再飞南京，然后南下香港。（注：《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蒋档”。）
    和知确曾按张季鸾要求向日本军方揭发“桐工作”的问题。9月12日，臼井茂树就曾向参谋本部有关人员报告说：“据和知少将所调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蓝衣社之谋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谅蒋中正不会见板垣中将，板、蒋会议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蒋中正不至于发亲函，所谓蒋之亲函是冒牌货。”（注：《石井备忘录》，转引《对中俄政略之策定》，第46页。）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
    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蒋档”。）
    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蒋档”。）
    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
    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注：《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蒋档”。原函未署名。）
    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观和知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今井、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9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3.南京敌人的和平攻势彻底失败之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再变和平攻势为军事攻势，一为由东京发起，正式媾和。此问题日方如何选择，在不远期间便可明了。4.敌军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点特殊，即不仅与“勾汪”工作无关，而且在敌人内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断，如东京正式与中国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线索仍应保留。5.观察最近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他严肃表示：“此真为不能想象之事！”（注：《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蒋档”。）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联系的严重事例，要求陈布雷将上述情况呈报蒋介石。2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说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后，觉心神为之一舒。盖国家与领袖受敌轻侮，只有如此断然表示，为昭雪轻侮之道”。（注：《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