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编年史》所记载的史事有的能与汉文史料互相映证，有的则不能，例如第10条所云显庆四年与苏定方的交战、第49条擒“唐大将都护使”等就无法得到证实。这份文书的记载是否完全准确暂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记载的绝大多数是吐蕃主动对唐发起的进攻，而战役进行的时间多半为夏季以外。《编年史》第10条没有记载季节，而这条记载本身可靠与否还是问题。第21条记载的是大非川战役，这次战役不是由吐蕃发起而是唐发起的，时间为秋八月；第46条素罗汗山战役也没有记载季节，参阅《资治通鉴》知道是在春三月；第52条实际上记的是两年的事情，即701年和702年，赞普度过了701年冬季后，第二年春末领兵向松州、洮州，（注：参看黄正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有关唐蕃关系的译注拾遗》，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而根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则天皇后纪》的记载，“（该年）冬十月……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注：《资治通鉴》卷207“长安二年（702）十月”条。另，《新唐书·则天皇后纪》云吐蕃寇悉州，当不矛盾，松州、茂州、悉州地理接近，可能都受到了攻击。）指的就是此事，时间为冬季；第71条没有明确记载季节，其所云攻克唐城堡索格藏一事，在汉文史料里还没有明确应对的记载，不好判断季节；第80条“木垒久垒”战役似乎是指《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所记载的开元十七年唐破吐蕃大同军、石堡城战役。根据《册府元龟》知战事发生于三月；第101条“挤巴城宾棍大堡”战役可能是指天宝四载石堡城战役，时间为秋九月。还有3条从字面上看是夏季发生的战役，但是比对汉文史料知道所谓夏季往往指出发的时间，而不是发生实际战斗的时间，第52条云“春末，领兵至松州、洮州”，前文提到战事实际发生于十月；第78条表面上看是夏季“攻陷唐城堡瓜州新城”，但是比对《旧唐书·吐蕃传》及《资治通鉴》卷213，知道此事发生在秋九月；第92条“攻陷唐城堡达化县”记载是夏季，可是比对《旧唐书·玄宗纪》及《资治通鉴》卷214知道，吐蕃陷达化县时间为开元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可见所谓“夏季”指的是赞普出巡时间，而不是战役进行时间。（注：王小甫先生说：“一般认为，汉、藏史料记事在时间上的差别主要是消息传递过程所致。”（《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03页注释第（59））就本文而言，由于探讨的是季节而不是具体的日期，所以即便把传递消息所需要的日期考虑进去，也不会影响本文结论的成立。（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卷39的记载，陇右节度治所鄯州到长安的距离是1860唐里，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第489页指出由焉耆向长安传递战报耗时约计27-28天，而焉耆到长安的距离根据《旧唐书》卷198《西戎·焉耆传》的记载是7300唐里，如是则传递战报的速度约为每天260唐里，这样陇右战况传到长安也不过七八日而已））
    以上《编年史》所载对唐重大战事凡19条，除了第10、49、71条史事不清无法断定季节外，余下所记载的吐蕃对唐战役差不多都在夏季以外进行（第104条记载的天宝十四载吐蕃陷洮州之役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事情，这个时候是吐蕃趁火打劫的时刻，进攻持续时间比较长）。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吐蕃军队不耐炎热的体质决定了只要主动权在手就尽量避免夏季作战。在大量的汉文史料中也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尤其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军队开始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内地时，这里炎热夏季对他们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
    德宗朝“四王二帝”之乱爆发时，吐蕃军队被邀请前来助剿叛军，《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兴元元年（784）二月，以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于颀往泾州已来宣慰吐蕃，仍与州府计会顿递。时吐蕃款塞请以兵助平国难，故遣使焉。四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沈房为入蕃计会及安西、北庭宣慰使。是月，浑？{与吐蕃论莽罗率众大破朱泚将韩旻、张廷芝、宋归朝等于武功之武亭川，斩首万余级。”但是此时已是初夏，吐蕃军队不耐炎热的特点显现出来，军队中瘟疫蔓延，没有到京师便撤军而回，陆贽《翰苑集》卷10《赐吐蕃将书》所指就是此事，书称：？“旋属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马，便自抽归，既未至京，有乖始望。”而同书卷16则有《兴元贺吐蕃尚结赞抽军回归状》，叙述的是同一件事情：“缘春来蕃军多有疾疫，近得探报，尚结赞等并抽军退归。”两件文书一件是为皇帝代笔赐给吐蕃军，一件上疏给皇帝本人，所说吐蕃撤退原因一致，看来这次撤军确实是由炎热引发疾病导致。而《全唐文》卷617有张濛《镇国军节度使李公功德颂并序》：“戎羌（指吐蕃）不道，俶扰西陲，骤掠邠泾，深入盐夏，狃其横猾，溽暑仍留。”考其文意，看来当时唐人已经普遍认为吐蕃军队夏季不会滞留内地，偶尔有一次则特地书记之。
    贞元二年冬季，吐蕃大将尚结赞攻克盐、夏二州，但是到了暮春则开始爆发瘟疫，唐军前来进攻，吐蕃不得不约和。《旧唐书》卷134《马燧传》：“（贞元）二年冬，吐蕃大将尚结赞陷盐、夏二州，各留兵守之，结赞大军屯于鸣沙，自冬及春，羊马多死，粮饷不继。德宗以燧为绥银麟胜招讨使，令与华帅骆元光、邠帅韩游环及凤翔诸镇之师会于河西进讨。燧出师，次石州。结赞闻之惧，遣使请和，仍约盟会。”这里只说“羊马多死”，而《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记载此事时则云：“（马燧）次石州，时将（宋本《册府元龟》无“将”字）吐蕃深入、人马疾疫，渠帅论颊热因退（宋本《册府元龟》作“燧”，恐误）”，可见瘟疫不仅波及牲畜，吐蕃军队本身亦未能幸免，我们注意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暮春，（注：《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为三月。））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次瘟疫实际上是吐蕃人不耐内地炎热的结果。
    通过上述蕃、汉两方面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来，吐蕃人夏季作战往往不利。由此可以说，高原高寒气候塑造的独特体质造成吐蕃在战略方面的某种被动，他们对唐境（尤其是内地）的攻击往往是一种“短促突击”，快进快出，无法站稳脚跟。与此相关的还有“防秋兵”的问题。防秋兵专防吐蕃秋季入寇，一般观点认为吐蕃之所以每每此时入寇是因为秋高马肥，而且唐境内农作物成熟，可以大大抢掠一番，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但是笔者认为应该把吐蕃人畏惧炎热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对于吐蕃人来说，秋高马肥、有农作物可供抢夺、又能避开炎热天气，是一个一举三得的事情。而唐朝防秋兵一般来自河北、河东、淮南等地，秋来春去，（注：参看曾我部静雄《唐代的防秋兵和防冬兵》，载《集刊东洋学》第42、43号（1979、1980年）。）大概也是由于吐蕃军队春季（尤其是暮春）入侵可能性很小的缘故。
    2.关于吐蕃在剑南道的势力拓展。前面的论述中，基本没有述及当时另外两个唐蕃战争战场——西域与剑南道。关于西域的问题，由于主战场是在第二台地而不是第一台地青藏高原上，所以本文没有多着笔墨，关于唐蕃在那里的争夺，王小甫先生《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已有论述，此不赘言。关于剑南道的问题则拟略加讨论，原因是在这个地区唐军固然要受高山（原）反应困扰（主要在今天四川西北部地区），而吐蕃军队也深受蜀地炎热气候之苦。
    剑南道西部与吐蕃接壤，安史之乱前双方主要在今川西高原东部展开争夺，而川西高原实际上就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这里情况和前文所述双方围绕今日月山——拉脊岭所进行的争战一样，双方对峙于第一、第二台地交接处，个中原因有与青海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唐军受到了高山（原）反应的束缚（比如前引郭虚己墓志）。而不同之处在于——吐蕃军队同时惧怕高原下四川盆地炎热潮湿的气候。这里的气温与青藏高原相比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