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占卜甲骨片色泽
    在商代，与祭祀关系密切的活动是占卜。以祭祀为主要表现内容之一的龟骨占卜文化可以说是商代典型的宗教文化。在这一代表殷人精神寄托、言行攸归的占卜活动中是否也能体现出“殷人尚白”的观念呢？回答是肯定的。仅从甲骨本身的质料来看，即是“尚白”观念的很好体现。
    今天见到的甲骨片有的已成乌青色、灰白色、黄白色，也是由于长期埋于地下而发生化学反映引起的色变。当时选料备用的龟甲版、牛骨头（肩胛骨和肋骨）当是白色的。正如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新煮的动物骨头和刮杀的龟甲版一样，白亮光洁。再经工匠们的锯、削、打磨，就加工成了一定形态的白亮光滑的片形，以待钻凿、灼卜，契刻之用。白色对于殷人来说是吉祥的，白色的龟甲和骨版之用于占卜，可能是殷商时人认为此白色之物占卜更灵验和吉利。
    四、商代战争与“尚白观念”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代正是如此，祭祀和征战构成了甲骨卜辞内容的主要两部分。既然祭祀已通过祭牲和祭器反映出殷人尚白的观念精神，那么战争也不例外。商代的战马、战车、战旗都反映了这种观念的存在和影响。
    （一）商代战马的毛色偏好
    商代时已有车兵作战，这是世所公认的。驱动战车的畜力主要是马。
    在卜辞中，马已有“白马”、“赤马”、“驳”、等多种毛色马出现。（28）但裘锡圭认为，殷人最重视的是白马，除了文献中记载的“殷人白马黑首”、“戎事乘翰”、“白马翰如”等证据外，裘氏还从甲骨卜辞中找到如下理由：（1）殷人在占卜“取马”、“以马”、“来马”等事时，一般不指明马的毛色，唯有“白马”在这类卜辞中屡次出现（例子略）；（2）在为马的灾祸、死亡等事占卜时，一般不指明马的毛色，在这类卜辞中出现的指明色的马名，确定无疑的也只有白马；（3）殷人还屡次为将要出生的马崽是不是白色而占卜。（30）
    但是“白马”在卜辞中并没有象“白牛”、“白羊”、“白豕”那样用作祭牲。所为何用，虽不甚明晰，但可以推测多是用为商王田猎驱驾和征战了。商王趋驾或车马坑的殉葬只是少数，多数的受殷人重视的白马还是参加了征伐战争。可能商人认为“白马”吉利，用为坐骑征战，会给殷人军队带来胜利的预兆。
    （二）商代战车的原色考察
    关于战车，商代考古中不断有所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仅殷墟一地自发掘以来已发表公布的车马坑已在40座以上。（31）另外，在山西保德（32）、西安老牛坡（33）、山东长清（34）、益都苏埠屯（35）等商代遗址中也发现有车马坑。因多与青铜武器相伴出土，故知原为战车。
    据《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郑注：鸾，有鸾和也；钩，有曲舆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汉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谓之桑根车也。春秋传曰：大路素鸾，或为乐也。孔疏：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春秋传曰：大路素。正义按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则大路亦祭天之车，以祭天尚质，故郑云大路素。
    “路”同“辂”，古指车子。大路，当指木质的大车。与精巧的夏代的“钩车”和华丽的周代的“玉车”相比，商代的木车可能没有什么更多的讲究，但很注重实用。商代的战车也是如此。《吕氏春秋·简选篇》言殷汤有“良车七十乘”，《淮南子·本经训》及《主术训》则说汤有“革车三百乘”用于征伐，《司马法·天子之义》：“殷曰寅车，先疾也。”可见殷商兵车是以制作精牢、行动迅速著称。《史纪·殷本纪》：“孔子曰：殷路车为善，其色尚白。”殷车尚白是否就是将车子漆以白色呢？我认为不是。白色当是指纯然的木质的原色，即所谓“大路素”。又有《帝王世纪》记载为证：“汤令末命之为士者，车不得朱轩。及有飞轸，不得乘饰车骈马，衣文绣，命然后得以顺其德。”可见商代的“大路”不崇尚涂漆彩，而只是以木质原色为形，重在功用良好。故不讲派场和奢侈的孔子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句）脱了树皮的木质一般为白色，由此可推知商代车子多为素木白色。
    考古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殷墟及殷墟以外发现的车马坑车身，多未涂漆施彩，只呈木质原色。只有1959年7月在安阳殷墟孝民屯发现的两座车马坑中，二号车可能涂了红色，在前箱壁的外壁，右箱壁右侧及后箱壁上均涂有朱砂，箱底上亦涂有朱砂。（36）可见当时埋此车时已完全涂红。这种现象很少见，是个特殊的例外。这就是说，商代的战车，多为木质素白色，其上还有不少青铜饰体（当时也是银白色的）。
    （三）商代战旗色泽的论证
    旗帜是战争中代表某方的重要标志，将士以自己一方的旗帜为号令，进退有序，攻守有令，甲骨文中的“中”字和“事”字形已经透露了商代出兵打仗要用旗帜之事。
    关于上古三代各族的旗帜颜色，《礼记·明堂位》记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孔疏：殷之大白，谓之白色旗，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随代之色，无所画也。
    知商代或殷商民族的军队的旗帜是白色的。可惜甲骨文中无资料可证，考古资料中也无以能说明此问题者。而且由于另外一些不同的记载，也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混乱，如《史记·周本纪》：武王左执黄铖，右秉白旄以麾。……以黄铖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将纣之二嬖妾）斩以玄铖，悬其头小白之旗。《周礼·春官·巾车》：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可能郑玄已看出这些记载与《礼记·明堂位》所记不同，故其注《礼记》时不同意各代有各色之别，而认为在周代中不同色旗用途不同而已。郑注：周礼，王建大以宾，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这是否就意谓着“殷旗色白”之不正确？周人也以白旗为尚呢？我们从《周礼·夏官·司马》及《春官·司常》中所记中秋教治兵和冬教大阅及国立之阅时王建大常之旗，知周人旗帜称大常，而非大白。那么，周人伐商时，旗色为何不用大赤、大常，而用殷人旗色大白呢？对此问题，郑玄注《周礼·春官·巾车》：“殷之正色也，或会师或劳师，不亲将。故建先王之正色而异于亲自将。”又解释为：“时未有周礼，故武王虽亲将，犹用大白也。”这种解说可能性不大，不能因为周人用殷人白旗而认为周人尚未有车旗制度。王宇信师对此问题的解释倒颇中肯可以信从：“周武王伐纣时之所以建的是大白之旗，是因为他当时还身为商王朝的诸侯，承认商王朝的共主地位。虽然敢出兵伐纣，但尚未易服车，改正朔，使用的还是商朝的旗帜，因而大白就不足为怪了。‘周人因于殷礼’，灭商以后，周人继承了商王朝的礼制加以发展，因而武王在尚为商朝诸侯时，建大白之旗伐纣之史实就如实地保留在《周礼·巾车》职中。”（37）这也可以说是从间接的角度证明了商代或殷商民族的战旗是白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