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还以同乡同行的地缘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带，固结团体，排斥竞争，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碑刻资料记载：“苏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惟以上机经纬，造成缎匹，向非机匠一手一足之力，尚有手艺数项，赖此以生。如机张之须用泛头也，有结综掏泛一业；如丝之须练也，有槌丝一业；如经之须接也，有牵经接头一业；如织花缎也，有上花一业。以上四业，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据说这种“成规”，“数十年来，向章如此”。各行业的操作技术，“均系世代相传”，行业成员“靠此养象糊口，别无生计”，倘若“群起效尤，占无底止”，势必使其丧失垄断地位，甚至会被排挤出市场，“情同绝命”。（注：《元长吴三县为花素缎机四业各归主顾不得任意搀夺碑》（光绪二十四年），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46页。此碑虽立于光绪年间，但从碑文中所谓“数十年来，向章如此”来看，用以说明清前期情况，似无不妥。）
    行会把“兴办善举”，周济贫困，养生送死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年老孤贫、病残无依者，生贴养赡，死助殓葬，规定“捐厘助济绸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家等善事，自当永远恪遵”。（注：《苏州府为绸缎业设局捐济同业给示立案碑》（道光二十三年），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6页。）行会的“兴办善举”，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手工业者身受的苦难，但同时也具有阻滞手工业者分化，遏制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的负面社会效果。在师傅与徒弟之间，则表现为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置徒授业，皆有先例”。“凡置徒弟，教养待遇总与自己子弟相同。徒弟不得随意行动，成业之后，须终身敬师，无负师恩。”（注：《支那经济全书》卷12，东京1908年刊印，第319页。按，此为日本人调查记录的杭州丝织业行会的规约，苏州丝织业行会的情况同样如此。见同书卷12，第259页。）这体现出行会内部的家族宗法制原则。
    在行会的重要事务中，迎神赛会、祭神祀天占有突出的位置。行会的会馆、公所既是成员集会议事的场所，又是同业祭祀神道的地点。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保护神，据《吴门表隐》记载，苏州丝织业祀奉的神道，从黄帝、先蚕圣母到染色仙师、黄道仙婆，多达26位。（注：顾震涛：《吴门表隐》“寺观”，苏州市博物馆藏。）遇到神祖诞辰，便要举行迎神赛会，祭祀祝福，以此加强同行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可借中国民间对神祖的景仰和敬畏，加强对行会成员的监督和控制。丝织工匠若有违反行规行为，除了进行赔偿之外，“须进一步将该料户之姓名揭示于祖庙（机神庙）、会所……令公众人等皆知该料户之不仁系其自身之罪戾”，以防“酿成纷议，损害行会之信用”。（注：《支那经济全书》卷12，第318页。）
    凡此种种，凸显出旧式行会组织上的封闭性、业务上的垄断性和技术上的保守性。行会与官府相互为用，将行会力量与政治权威结合起来，防范资本的渗入，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墨守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工具，以过时的陈规陋习妨碍丝织生产过程中技术分工的发展，力图遏制同业竞争的加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也就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与行会制度是不相容的，“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7页。）。原因就在于行会制度用超经济的强制方法使手工业生产踏步不前，严重地限制和阻碍着小生产者的分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明清时代，商品经济毕竟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相对扩大，竞争也随之越发激烈，行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尖锐，破坏行规的现象与日俱增，行会内部的分化也不断加剧。苏州丝织业行会对于阻挠同业间的竞争，防范资本的渗透，限制劳动力的自由买卖，消除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从前述道光二年元和县重申行规，要求揽织机匠“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严禁机匠借端生事俱众停工”的事例可见，虽然行会企图依靠官府，用政治权力来“重整”、“重申”行规，把已经逾越范围的丝织手工业重新纳入传统行规的轨道，但是在商业资本渗入生产过程的情况下，行会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因为行会行规的强制职能是“向章如此”，天经地义的，需要重申则表明已经不为人们信守，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不去机房殿承揽，而由资方与劳方自由组合的情况。事实上，所谓“倡众歇作，另投别户”（注：《元和县严禁机匠借端生事俱众停工碑》，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4页。）的情况，确已时有发生，显露出行会的功能日渐削弱，行会制度渐趋式微的征兆。
    （二）
    同治初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清政府重新在苏州恢复了统治秩序，工商业生产逐渐复苏，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瘫痪的云锦公所再度成立。以往论者，多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后苏州工商业会馆公所的恢复，视为旧式行会的卷土重来，把会馆公所的“重建”与行会组织的“重演”混为一谈，认为“行会的重建体现着封建统治秩序在城市里的恢复，对城市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造成极其严重的障碍”，“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几乎完全被堵塞”。（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31页。该节内容为段本洛等所撰。其实，彭泽益于60年代即已提出类似看法。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历史研究》1965年第1期。）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成立于道光二年的云锦公所，原本确是苏州丝织业的行会组织。不过，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苏州丝织业中的“帐房”势力急剧扩展，阶级关系日渐明朗，阶级对立日益加剧，行会组织越来越无法把各个不同阶级的人们包容在一起，越来越难以以全行业最高代表的面目出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激荡风云，更加速了传统统治秩序和旧式行会组织的瓦解。行规无形中废弛，行会失去了约束力。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结束后，尽管清政府大力支持城镇行会的重建，但已无力完全修复崩溃的堤防。同治年间“重建”的云锦公所，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逐渐由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与道光年间的丝织业行会组织云锦公所名同而实异，不可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