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料提到了成立云锦公所的原因：“逊清同治初叶，纱缎业诸先辈鉴于业中散漫无稽，与各商交易殊欠次序，欲保持整个信誉计，惟有筹设一集体机构，庶可永保纱缎业信寔通商本旨，于是发起设立云锦公所。”（注：《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苏州市档案馆藏（下文所引档案资料，除注明出处者外，均摘录自苏州市档案馆）。）由此可见，“发起设立云锦公所”的“本旨”在于结成团体，“永保纱缎业”，维护纱缎庄“帐房”的利益，以求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团体，都是一种社会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云锦公所的成立，正反映出苏州丝织业“帐房”数量大增，势力壮大，迫切需要有一个调节本业内部矛盾的机构和一个对外进行交涉斗争的共同工具。
    从云锦公所的建筑规模来看，公所所址“在祥符寺中，购地建屋起造”，规模宏丽，“建屋四进，计三开间三进，及第三进三楼三底，以及后面会议室三开间一进半……总计二十间以上，暨建穿堂天幔等”。云锦公所及其西邻的先机道院，“建筑费大都由纱缎业中各庄，集资捐助落成，至同治甲戌年（1874年）始草创完成”。（注：《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集会议事场所的规模和气派，表明苏州丝织业“帐房”实力雄厚，财大气粗。
    从云锦公所的成员构成来看，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长洲县正堂勒石给示：“据云锦公所司董、司月职员张文树、孙毓松、谢砺金、朱宗淦、杭安福、陆金元、钱文焕、沈恒庆、邹惟金、盛兆桢、蒋凤藻、李寿溥等称，职等均系开设纱缎庄‘帐房’为业。”（注：《重修云锦公所碑记》（同治十三年）。原碑藏苏州市碑刻博物馆。）可见云锦公所作为纱缎庄业的同业组织，只有“帐房”才有资格加入。其后，“机匠一帮设立霞章公所”，揽织机户和机匠开始从云锦公所中分化出来。（注：《文锦公所代表王庆寿、严鸿魁、李桢祥呈苏州商务总会》（1918年8月10日）。据1942年的《重修霞章公所碑记》（原碑存苏州市碑刻博物馆）记载：“霞章公所者，吴县丝织产业工会之基础也。始创于民国纪元前二年。”可知霞章公所于1910年正式成立，其脱离云锦公所的酝酿过程自然较此尤早。）至于“现卖机户一业……力绵势散。既不能加入云锦公所之范围”，亦脱离云锦公所而归入霞章公所。（注：《文锦公所代表王庆寿等呈苏州商务总会》（1918年）。按，1918年苏城现卖机户又有建立文锦公所之举。）这种情况，与晚清时期现卖机业地位极不稳定，“今日现卖，明日代织，视为常事”（注：《霞章公所就现卖机业另立文锦公所事致苏州商务总会函》（1918年）。），随时向雇佣劳动者地位沉沦的记载是相一致的。这样，云锦公所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由苏州丝织业的全行业组织向纱缎庄“帐房”的同业组织演变。苏州市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民国初年的档案记载：“前清机织缎业只有云锦公所，系由缎庄帐房集资结合。”这亦可证明此一时期云锦公所的成员，已经是“纱缎业之专办丝经，招工放织”的“帐房”了。（注：《霞章公所就现卖机业另立文锦公所事致苏州商务总会函》（1918年）。）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以后，苏州工商业会馆公所的“重建”，未必就是传统行会组织的“重演”。至少应该肯定，同治年间“筹设”的云锦公所，已经不能与过去的行会组织等量齐观，而是一种由旧式行会组织向纱缎庄业资方同业组织过渡的形态。实际上，鸦片战争以后，苏州丝织业中的“帐房”商业资本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控制生产过程，支配丝织手工业者，并逐渐向工业资本转化。与此同时，“帐房”老板也正在向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手工业资本家转变。因此，云锦公所既然已经开始具有纱缎庄业同业组织的性质，那么，它就已经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纯粹行会组织，而正在由一个旧式行会组织向一个资产阶级的同业团体转化，已经具备了中国早期资本家同业组织雏形的特征，只不过仍然沿用着“云锦公所”的习称而已。我们应该仔细地分辨出在“公所”这一相同名称下，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而不是教条地沿袭某种说法，以为晚清时期苏州丝织业云锦公所仍然是旧式行会组织。
    从内外职能上看，与中世纪行会以抵制商业资本渗透，扼制同行业竞争，防止小生产者分化，从而对丝织业的生产经营做出种种强制性的规定为其主要任务不同，晚清时期的云锦公所恰恰便利于“帐房”商业资本扩大对丝织生产的渗透和控制，把越来越多的独立手工业者变为受“帐房”控制的、实际上的雇佣工人。此时的“纱缎庄（帐房）云锦公所，每年春秋开会，制定标准价格，使各人在半年间遵守履行”（注：外务省通商局：《清国事情》第2辑第5卷，《在苏州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第1编“苏州”，东京1910年印行，第36-37页。），除了还力图维持一个行业统一的价格外，对各“帐房”的生产经营已经不再强行干涉，也不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据民国初年江苏省实业司关于苏州丝织业“帐房”的调查资料，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38年间，开设的“帐房”为11家；战后，1845-1861年的10余年间，新开设4家；1864-1893年的30年间，新开设15家；1895-1912年的17年间，新开设27家。与鸦片战争前138年间的11家相比，清末60余年开设“帐房”57家，增长4.2倍；为“帐房”代织的“男女工徒人数”由1840人增为7681人，增长3.2倍；纱缎产量由7372匹增为30900匹，外加144床彩花被面，增长2.5倍；产值由217138元增为866271元，增长了2倍。（注：江苏省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编“工务”，《吴县纱缎业帐房开业统计表》，1913年5月调查。按，表内“男女工徒人数”实际应为“帐房”控制的织机台数。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横山英有正确的分析。参见其《中国近代化の经济构造》第二章注46。）
    这些数据，仅是就民国初年仍然开业、代织机匠在25人以上的较大规模的“帐房”的情况统计而得，代织机匠在25人以下的中小“帐房”并未计算在内，因此显然很不完备。（注：参见《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编“工务”，《吴县纱缎业帐房开业统计表》，1913年5月调查。）据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调查，1899年时，苏州“‘帐房’大者有一百余户（资本十万元以上），中者有五百余户（资本一万元以上），小者有六百余户（资本二三千元）”。当时，苏州丝织业“机额总数约达有一万五千座”，“从事机织者二万人，拈绹织丝、再缫生丝（即从事板经拍丝者）二万人，缲竖横织丝（即掉经掉纬者）三万人，其余经行、丝行、染坊、炼绢坊、制机具工各种分业者，亦二万余人，而‘帐房’里头亦一万人”。（注：《苏州市情·译东一月通商汇纂》，《东西商报》（1900年）“商67”，第3-4页。）可见中小“帐房”在户数、雇工人数和拥有织机台数等方面都远比大“帐房”为多。由此，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帐房”经营状况的概貌，说明晚清时期的云锦公所，对于“帐房”的创立已经不再成为障碍。据档案资料记载，同治、光绪年间新开“帐房”如雨后春笋，“吾业中亦有父子、叔侄、兄弟多自立门户，设立缎庄（‘帐房’）。或有数人合股而设，继至合同期满，分析反而以一化三、四不等；且有外业人加入吾业中筹设新庄者，亦难以遍记，如春源馥杭庄组，鸿裕兴，吴健初经理；老人和绸缎庄组，福兴和，张厚之经理。其余整个、零屑分组亦难统计。”（注：《纱缎业沧桑回忆录》。）各种材料相互印证，不难看出晚清的苏州丝织业中，同业竞争加剧，而云锦公所既不能阻止业内竞争，也无法排斥“外业人加入”，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旧式行会的基本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