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锦公所行会职能的瘫痪,还表现在它越来越难以缓和行业内部的阶级对立和矛盾斗争。晚清时期急剧增多的“帐房”与丝织工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出此时阶级关系日渐明朗,阶级对立日渐加剧。光绪十年(1884年)的《申报》称:“苏省各机房织匠,每阅数年必有‘把行’之举。”(注:《机户把行》,光绪十年正月三十日《申报》。)可见频率之繁。临近清末,苏州丝织业中劳资双方的冲突越发剧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苏州来函云:机匠恃众肇事,在各饭店白吃后,二十一日清晨,依旧成群结队,声势汹汹,各帐房皆闭户而遁,暂作避祸之计。”(注:《各地来函汇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五日《中外日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帐房”主杭祖良、李文模、徐世澍、邹宗涵等联名上书元和县署:“缎机一业,为苏地大宗,织机工匠,阖城不下千余人。每值年岁荒歉,或机业衰淡,常有聚众滋事之患。数年前为机捐一事,曾肇衅端,几成巨案。近因铜元行用,洋价骤涨,食用腾贵,该工匠入不敷出,情形拮据,将有聚众歇业,挟制缎商之举。敝会缎商议董杭祖良、李文模等颇有风闻,亟思弭患未形。”(注:《苏州商务总会议董杭祖良、李文模等致元和县署》(光绪三十二年)。)据不完全统计,短短10年间,仅有案可稽的大规模劳资冲突就达5次之多。(注:参见王翔《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凡此种种,都表明晚清丝织业云锦公所的旧式行会色彩日益淡化,逐渐由一个封建性的行会组织向资本家的同业组织过渡。 当然,云锦公所的活动内容中,也包括各种公益救济事业,“业中诸先辈继再顾及贫寒子弟无力向学,并继念孤寡无依,困苦万状,难以言宣,是以有设立蒙养义塾,培植业中清寒子弟求学向上之愿,而再筹措赙恤业中孤儿寡妇之月贴恤金,公所中全年支付亦属一大宗款项也。”(注:《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长元吴三县为机业公议按机抽捐办理同业善举谕各机户踊跃捐输毋许地匪游勇借端滋扰碑记》记载,云锦公所每月每台织机征银五分,以作机工丧葬的补助和孤儿寡妇的救济。(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5-16页。)这些“善行义举”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社会慈善事业的范畴,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广泛存在,恐非旧式行会所独有。 考察这一时期的云锦公所,还必须注意苏州商务总会的成立及其与云锦公所的关系。 时至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力量有所壮大,要求建立本阶级组织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清政府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慑于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终于表示要“振兴商务”,实行“新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宣布振兴商务,特设专部,奏准各省商埠得分别设立商会,并派朝廷大员驰赴各省劝设商会。这成为苏州商务总会成立的触媒,而其根源,则在于鸦片战争后苏州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苏州各行业的商民领袖“发起组织,草订会章,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呈部奏准设立苏州商务总会,是年九月初八日成立开幕”(注:《苏州商会年事纪要》。),代表苏州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发展要求的苏州商务总会宣告成立。 以往,有些论者把苏州商务总会定性为“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团体,认为“苏州商会的领导权始终控制在以绸缎商为主的商业资产阶级和钱庄主手中”。(注: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此论恐怕是只注目于苏州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而忽视了传统手工行业,并且误把纱缎庄认作绸缎店的结果。(注:在苏州,纱缎庄与绸缎店界限分明,不可混淆。苏州档案馆藏《云锦公所呈商务总会函》称:苏州丝织业工商“向分数种名目”,其中“具有资本巨商,购储丝经,散发机工承揽包织成货者,为缎庄(俗名‘帐房’--原注)”。在历年《苏州商会题名册》中,纱缎庄都与绸缎店分开登记,且各有自己的同业组织:纱缎庄业为“云锦公所”,民国年间改称“纱缎庄业同业公会”;绸缎店则称“七襄公局”,民国年间改称“绸缎号业同业公会”。可见,绸缎店是商业铺户,它向纱缎庄和机户购进成品,趸批零售,基本上是纯商业资本;纱缎庄则向机户放料加工,属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形态。)当时,苏州可以称得上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只有1895年筹建的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极微。但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业,尤其是丝织手工业,却在苏州社会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吾苏丝织业历史悠久,出品精良,海通以还,外销大畅,益呈蓬勃。有清一代,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所聚居,万户机杼,彻夜不辍,产量之丰,无与伦比,四方客商,麇集于此,骎骎乎居全国丝织业之重心,而地方经济之荣枯,亦几视丝织业之兴衰以为断。”(注:《吴县丝织业同业公会公函》(1946年8月)。)如前所述,“帐房”经营方式的扩展和普及,已经使苏州丝织业基本上被改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手工业,而执苏州商务总会之牛耳,掌握苏州商务总会领导权的,正是包括这些大“帐房”主在内的一些人。(注:其实,即使此时的苏州钱庄老板,也正在积极投资近代工业。其典型例子是著名钱庄老板张月阶、王驾六等人投资创办苏纶纱厂,成为苏纶纱厂的大股东,王驾六还曾一度接任苏纶纱厂经理的职务。据日文《中国通商口岸志·苏州》(东京1915年印行)一书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以后,“苏州人王驾六再开业(指苏纶纱厂--引者),但因业绩不振而损失了十余万两。大股东张月阶、王驾六等商议再募集新股,但应募者不多,张、王二位所持股份依然为多数。”据《苏州商会年事纪要》记载:张月阶、王驾六均为苏州商务总会第一至第六届的历任会董。)以下试从三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苏州商民申请成立商会的《呈商部说帖》称:“查苏城出产,以纱缎为大宗,而丝茧次之;行店以钱业为大宗,而绸业布匹次之。自洋货灌输内地,土货销路日绌,加以银市日紧,捐输繁重,商情涣散,视各埠为尤甚,亟应联合各业设立商会,方足以振兴工业,齐一商志。上海设立商会,风气早开,苏城为省会之区,葑(门)、盘门附郭一带,日本租界与各国通商场所毗连,沪宁铁路开车在即,洋商纷至沓来,商务所关,实非浅鲜。苏城似应设立商务总会以壮观瞻,仍与上海商会联络一起,庶几团散为聚。”(注:《苏州绅商呈商部说帖》(光绪二十九年)。)说帖明确指出“苏城出产,以纱缎为大宗”,位于“行店以钱业为大宗”之前,从中国文化讲究前后次序的传统来看,这恐怕不是简单的文字错位。同时,说帖指出设立商会是为了“振兴工业,齐一商志”,应该说这正反映了正在向工业资产阶级转化的丝织业“帐房”主的要求。 其次,《苏州商务总会大事纪要》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振兴商务,特设专部,奏准各省商埠得分别设立商会,上海、浙、粤等处次第成立。吾苏缎商、钱市暨各业领袖……发起组织”(注:《苏州商会年事纪要》。),也是将“缎商”(纱缎庄)置于“钱市”(钱庄主)之上,可见丝织业“帐房”确是推动苏州商务总会成立的主要力量之一。据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资料统计,苏州商务总会包括41个行业或行帮,第一届议董共16名,其中“帐房”主就有3名。自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先后有6名“帐房”主担任过前六届商务总会议董的职务,可以想见其在商务总会领导层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注:据苏州市档案馆藏“清末苏州商会档案”卷宗统计。)其中历任清末各届商会议董的杭祖良(字小轩),系杭恒富禄记纱缎庄“帐房”主。该号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开业至清末,拥有雄厚资本和相当的社会影响,在江苏工商界卓有声望。苏纶纱厂筹建时征集商股,他投资白银20000两。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他作为苏州和上海两个总商会的领衔代表,会同全国其他10个团体的代表,联名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的请愿书,成为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同年七月,江苏商民掀起声势浩大的“裁厘认捐”斗争,他又被推举为“筹办江苏全省认捐事务所”的总干事长。(注:参见王翔《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清末民初沪苏商民的两次重要斗争》《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些事实表明,随着苏州丝织业“帐房”经济力量的不断膨胀,“帐房”主在政治上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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