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至宁宗前期还算是南宋稍有振作的时期，士风已是如此。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被投降派杀害，史弥远掌握了朝政，直到理宗绍定六年（1233）他病死，擅权达二十六年，这一时期政治更加腐败。史弥远为了笼络人心，并利用道学作为思想统治工具，标榜"褒崇名节"，朱熹被追谥为朱文公，道学名士真德秀、魏了翁等人被先后起用，为之装点门面，实际上史弥远所重用的是一批奸佞之徒，肆行贪黩，以致"馈赂公行，熏染成风"，正直之士则遭到排斥。真、魏等人的起用完全无补于士风的纠正，后来他们也因不满史弥远擅权废立而被斥逐。魏了翁在嘉定十七年（1224）所上奏札中对士大夫的两面派投机作风有一段很生动的揭露，说他们"进焉而柔良，退焉而刚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喳喳，成焉而挟其所尝言以夸示于人，不成焉而托于所尝料以议其上。""龙断而望，可左可右，跨闾而语，可出可入，盖嗜利亡耻之人，贪前虑后者为之耳。士大夫而若此，则其心岂复以国事为饥渴休戚者哉！"[12]理宗时，魏了翁又上疏说：自嘉定以来，士子"仅于经解语录揣摩剽窃，以应时用，文词浮浅，名节堕顿。盖自其始学，父师之所开导，子弟之所课习，不过以哗众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尔。及其从仕，……一旦临小小利害，周章错愕，已昧所择；脱不幸而死生临乎其前，则全躯保妻子之是务，虽乱常干纪有不惶恤。呜呼，使此习也日长月益，平居无直谅多闻之人，立朝无正色犯颜之士，临难无伏节死义之臣，虽利在盗贼，利在夷狄，亦委已听命而己。"[13]魏了翁所陈士风之弊可谓切中要害，不过他此疏的主旨是要求理宗进一步尊崇道学以正学术，以纠士风，却是开错了药方，因为正是权臣当政与道学的结合造就了这么一批虚伪投机、空疏无用、惟私利是图的士大夫。
    理宗在史弥远死后"亲总庶政"，期有所革新，然而正如时人高斯得所说，所谓"端平更化"，"不过下一诏书，易一宰相而已"，于大化之本毫无深虑。[14]理宗倒是更加尊崇道学了，并重新起用了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真、魏都被召入参掌朝政，然而他们对如何革新弊政，安危治乱，竟拿不出一点好主意，只是一味侈谈"正心"、"诚意"的功用，什么实际问题也没有解决，暴露了道学家的空疏与无能。周密引用刘克庄的话说："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精研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认为"此语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15]理、度两朝统治者崇尚道学的结果，更养成了一大帮昏愦无能、欺世盗名之徒，成为宋季士大夫阶层的显著特色。他们假道学之名以欺世，"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之书不过《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言不惭地吹嘘说是"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做了地方官，必建书院，立先贤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遂号称"贤者"，以此钓声名，取高位；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把对他们稍有讥议的人都斥为小人，而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与其所鼓吹的义理大相乖违。周密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由于贾似道专权当国，惟恐有分其势者，故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专用这一等萎靡不才之徒，列之要职，以免掣肘；此辈"高者谈性理，卑者矜诗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以致国事糜烂渐尽而不可救药。[16]度宗咸淳四年（1268）知建昌军王梦得上章言事，说得更透彻，谓"今日之天下正在于文太盛而质太衰，……偷薄欺伪愈出而愈巧，粉饰涂抹日密而日精，发号施令可诵而述，而奉行脱略，递相欺蔽。……最是士大夫心术日坏，掇拾先儒绪言以为裨贩之地，由是起声誉，由是窃高爵厚禄，责以实政，平日无具，临事颠倒错谬"，依靠这班人岂能拯危治乱？[17]此时忽必烈已调兵遣将大举南征，南宋国势垂危，然而"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18]，有识之士议及士风朝政，莫不痛心疾首，但已病入膏肓，到了"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的地步，[19]不可救药了。
    咸淳九年（1273），被元军围攻达六年之久的战略要地襄阳终于失陷，守臣吕文焕投降。襄阳失陷的主要原因是援军断绝，而其根源则在于朝廷的腐败无能。襄阳人师严曾突围至临安，上书论事，不报，愤恨至极，作诗云："鹿门山人沧浪客，洒泪已枯眼见骨。……城中性命汤火近，路穷援断无消息。……大言阔步好公卿，三百年余涵养成，……平时肉食夸果决，谁信临危跋踬行！白首皱颜牙齿落，万事已矣秋风生。"[20]襄阳一失，元军主力沿汉水南下，突破长江防线，"岸江郡邑大小文武将吏降走恐后"，其降者竟卑鄙地请求元朝按先前所许，赏给他们及其子弟部曲官职，归还他们的资产、屋室、奴婢，"可羞可恶之状百出"。[21]咸淳十年冬，太皇太后下旨号召各地官员起兵勤王，但却大多畏葸不前，响应者寥寥。[22]德佑元年（1275）初，贾似道被迫亲出督师，但丁家洲战败后，惊恐万状，下令退兵，十三万军一时溃散。元军乘胜取建康等许多城池（守臣多或降或逃），直逼临安，南宋"举朝相顾失色"，"通国上下，彷徨无措，迁、守二议，迄无定主。但闻侍从某人遁，卿监郎曹某人遁。"[23]在此危急时刻，许多平时"大言阔步"的公卿重臣只顾保身存家，纷纷弃职逃跑。二月末，左丞相王爚求罢不允径自回乡，右丞相章鉴（此公是有名的好好先生，被称为"满朝欢"）也托故乘夜出走；三月，知临安府曾渊子，浙东提举王霖龙，参政文及翁、倪普，台谏潘文卿、季可、陈过、徐卿孙，侍从以下陈坚、何梦桂、曾晞颜等数十人并遁，"朝中为之空迹"。太皇太后下诏斥责说："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诿谓何？"[24]士大夫的这种状况，正是南宋统治者自己种下的恶果。徐卿孙曾拒绝贾似道授意建言"议和"，并反对迁都，及见众人皆走，虽经犹豫，终于还是跟着逃跑了，后来王义山为之作挽诗云："阖朝奔逸荡无关，夜半潇潇风雨寒。世乱争先寻活路，时贫输与做穷官。平生自谓学无事，一死谅非君所难。到此彷徨犹不忍，国亡那敢计身安！"[25]其实宋季士大夫多数是把身家性命看得比国家存亡更重要。"状元宰相"留梦炎在朝为官（吏部侍郎），贾似道专权误国，他不敢发一言纠弹；德佑元年擢为右丞相，寻进左丞相都督诸军事，及元军下苏州，逼临安，即弃职逃归；元军至衢州，他就主动投降，后应召出仕元廷（已60岁），任礼部尚书。文天祥被囚于大都，坚贞不屈，但求速死，于是降官王积翁、谢昌元等商议奏请释之为道士，留梦炎竟反对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等于何地？"乃罢，文天祥遂被杀。[26]进士方回先曾赋诗以谀贾似道，因得除官，贾败，即上章劾其"十可斩"，遂得知严州（浙江建德）；元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27]元朝授方回为建德路总管，乃欣然就职，卖力为新朝"安定"境内。他知道公论多责其不死，鄙其所为，竟厚颜辩解说是奉宋帝之诏归降："筹帷巨公，分钺彪帅，不责之死于亡国之先，而责一内郡太守于国已亡之后乎？"[28]留梦炎、方回，一为中朝重臣，一为州郡长吏，代表了宋季相当多士大夫的趋向。吴澄感叹说，其能"死宗庙社稷，死城郭封疆者，一何寥寥耶？呜呼稀矣！"[29]宋遗民舒岳祥有诗云："咸淳无正史，德佑少完人。"[30]此之谓也。
    当然，能死义或守节者还是不乏其人，据记载，自端平二年（1235）蒙古攻宋以来直到宋亡之后，以身殉国的宋人中有进士出身者70多人，[31]虽然在当时成千上万进士中仅占极少数，总算是为读书人挽回了一点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