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初江南士人思想和政治态度的演变
    吴澄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从宋末到元初，诗风凡三变：淳佑至咸淳间，为"安乐之音"（实际上就是宋季士大夫那种醉生梦死、沉湎于欢娱的萎靡之音）；"丙子以后，所谓哀以思者，乃层见而叠出，诗固穷怨发愤而后能多欤？近一二年又渐造和平，其亦幸时之稍无事，得全生于天地之间，以自适其性情之正，饥渴之易为饮食如此哉。"[63]丙子即德佑二年，元军入临安，南宋亡；"近一二年"指至元末年（1294）前后，盖此文系吴澄47岁时（1295）所作。吴澄所论诗风的三次演变，大体也反映了由宋入元江南士人的思想演变过程。
    宋亡后，江南士人经历了一段生活和精神都陷于痛苦的时期。首先是元军的杀掠和战乱中的颠沛流离。史称伯颜平宋执行了忽必烈命他效曹彬（平南唐）"不杀"的旨意。若与蒙古攻金、攻蜀相比，屠杀确实少了（如拿下曾抗拒多时的长沙、扬州后没有进行屠城），但屠杀之减少，主要还是由于南宋大部分地方官员闻风而降，而对强烈抵抗的地方通常是不饶恕的，如沙市、静江、常州之屠都很惨酷。至于掳掠行为，则仍很严重，归降的地方也不能幸免，因为江南的财富正是北军垂涎已久的猎物。战乱中，士人多狼狈奔窜，资产丧失，甚至破家殒身者不在少数。舒岳祥（台州宁海人）记其经历说："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予家二百指，甑石将罄，避地入剡（今浙江嵊县），贷粟而食，解衣偿之。""去年（丙子）大兵入台，仙居幸免；今冬屠掠无噍类，衣冠妇女相随俱北，闻而伤之。"[64]林景熙（温州人）也记载说："柔兆困敦之岁（按即丙子），朔骑压境，所过杀掠，数十里无人烟。"次年他乘船夜经半塘，见处处有磷火闪烁，据称即被害者发出的"鬼火"。[65]可见元军下临安之后，在略取南方各地过程中，并未停止杀掠。随后由于各地不时发生反元斗争，派来镇压的元军和地方官员更是乘机掳掠。胡祗遹上《民间疾苦状》说："[江南]自归附以来，兵官嗜杀，利其反侧，叛乱已得，纵其掳掠，货财子女入于军官，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沦为丘墟。"[66]这种伴随着民族压迫的兵祸给江南人民带来的灾难，加重了士人对故国沦亡的哀痛和对元朝的反感、抵制情绪。"笙鹤一去三百年，东南一变为腥膻，为血为肉生灵苦，在者苍痍何日痊？……东南干戈二十秋，人无贫富眉长愁，千人幸有一人在，到处呻吟无歌讴。"（谢枋得《赠何古梅学医》）"入山采芝薇，豺虎据我丘；入海寻蓬莱，鲸鲵掀我舟。山海两有碍，独立凝远愁。"（林景熙《酬谢翱父见寄》）"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一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邓剡《鹧鸪词》）此类愁苦、愤激之音充斥于当时南士的诗词之中。
    接着而来的是元朝官僚对南人的盘剥和对南士的欺凌。元朝灭宋后不久，重新任命了江南的地方官，长次官大多数是蒙古、色目和北方汉人（从名地方志所载官守名单中可知），许多原任降官被取代。[67]这些北人多视江南为其财源，元人诗谓"北人徇利多南趋"，讥刺他们"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揭露了其南下目的多为攫取财富；加以所任江南郡县官"半为贩缯屠狗之徒，贪污狼藉之辈"，他们以贿赂得官，急于求偿，于是鱼肉"新附"之民，"擅科横敛，无所不至。"[68]江南士人虽不尽是富室，也多为较殷实之家，自然成了他们盘剥的对象。士人在宋时享有优越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尤其是免除徭役和身丁税），[69]元灭宋（下临安）后，各地供报归附人户籍册，按照北方已实行的制度，儒户可享受免差待遇，但当时战事未止，官府草创，只凭坊里正草草攒报（如儒户只称某秀才、某进士、某官人之类）的诸色户数登籍，"于内亡宋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大夫多不在内"。[70]因此南士多"混同编氓"，承当徭役，更何况不少地方官轻蔑儒者，百般敲诈凌辱。陆文圭记永福人（今福建永泰）黄节山之言曰："吾世业儒，宋乾道中曾大父魁天下。……不幸陵谷迁变，世禄之胄降同编户。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以故吾家无中人百金之产，而里中之役一二岁必间及焉。向者吾父因役毁家，吾幼而早有事焉，长而又有事焉，筋力疲于将迎，精神弊于期会，泰山之虎，搏噬不尽则不止。吾不获已，弃家北出。"[71]吴澄为一儒士所撰墓文中说："南土初臣附，新官莅新民，官府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殒家毁。"[72]在另一科第世家的墓文中又说，入元后，"异代高门巨室失其故常，无所控倚，身殒家圮，类十八九。"[73]可知受徭役和官吏侵渔而破家的南士为数不少。舒岳祥家乡因出一种白石，可为水晶，有旨命路县官同宝玉提举差夫取凿，又以兵守之，指其家为上户，屡屡索取鸡羊酒米油铁诸物，不堪重扰，被迫走避他乡。[74]何梦桂入元后隐居，在当地很有名声，并与浙西按察司佥事夹谷之奇有交往。有一年冬末，淳安县尹率猾吏悍卒下乡催征赋役，所到之处大受骚扰，他备肴酒礼物去见县尹，不料县尹竟怒不出见，还将他捆缚凌辱。[75]足见这些地方官并不把名士放在眼里。加以当时不行科举，士人"无所售其技"，顿失先前的荣华显达之路，汲汲求仕者不得不卑身厚礼四处请托，屈就形同皂隶的低职，多数人则不免沦为平民百姓而受欺凌。士人地位的空前跌落最令他们伤心不满，所以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在江南流传。
    不过，随着元朝统治在江南的确立和某些政策的改变，南士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虽然不满元朝，但对各地不断发生的反元斗争却多持反对态度，称之为"盗贼"，不少人还为官府献策或出力协助镇压。号称执东南学术牛耳的刘辰翁，作文赞颂行省丞相忙兀台至元二十七年平定江西、福建"盗贼"的功绩；[76]何梦桂也填词作文，为江淮行省参政高兴于同年平定安徽、浙江的"寇乱"大唱赞歌。[77]二人都是不仕于元的著名南士，其表态很具典型性。方回记述其家乡徽州既降复"叛"事件说："郡被祸惨甚，群佃奴起为盗，屠贵官富户无算。……旧居土库藏书籍什器，群盗不逞，发而攘之。"[78]大抵江南人民反元斗争也侵犯了故官大家的利益，于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先就和元朝采取了一致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