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入元隐遁不仕者174人，占53.05%。这一类人物在南士（包括非进士出身者）中居多数，其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国亡后即决意终老山林，甚至宁甘冻馁颠沛，而坚守对宋朝的忠贞，屡聘不出。如孙潼发，先是程钜夫荐举他，固辞；后留梦炎举宋进士七人，亦有其名，仍不应，"甘老于布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他家在严州桐庐，与建德相去咫尺，本与方回有交往，方降元后，竟十二年"不一造其门"。[39]进士陈祥于国亡后遁迹为僧，"或歌或笑，或戚或忧，人皆目为狂"，盖佯狂以自托者。[40]栖身于缁衣黄冠者流，是江南士人抵制元朝、保持名节的一种方法，如何时、谢枋得之为僧、为道即此类。尽管南宋士风萎靡，但名节观念在士人中还是有相当影响，不少人虽然未能"死国"，对故国沦亡的痛切和对元朝的抵制也不像谢枋得、谢翱、郑思肖那样强烈，但尚能顾念名节而羞于谋取新朝官职。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旨"求贤"江南，荐举三十多人，[41]有半数以上拒聘、辞谢或不赴官。牟谳诗："士固各有志，肯为富贵移？……势利苦炎炎，名节贵皓皓。……所以唯慕陶，固穷而守道。"[42]陈著诗："寡欲自能坚铁脊"，"不须逐臭存吾香"，"功名只作无时看，气节须从险处留。"[43]梁栋诗："苟与义有违，吾宁饥不食。"都表露了这种心迹。王应麟学识渊博，熟典章，善文辞，在宋即已望重士林。理宗时他曾上言边事，触怒了丁大全，被罢；后又以直言无畏迕贾似道，两度遭其排斥；咸淳末任礼部尚书，上疏劾左相留梦炎，不报，遂辞归。[44]国亡后即杜门不出，"晚年深自晦匿，不与世接，而东南学者以为宋三百年文献所存，莫不翕然宗之。"以其声望资历应不难再取荣华，但他始终守大节不移；其子昌世亦能嗣父志，力辞荐举。[45]王应麟所作《悼袁进士镛诗》[46]赞颂袁镛义死，其实也表达了他自己的心境。马廷鸾于理宗朝曾上书斥罢权奸董宋臣，咸淳中拜右丞相，立朝颇正，因受贾似道疑忌，乞罢归。至元十五年元廷曾征召他与章鉴赴阙，[47]他比留梦炎还小三岁，却以老病为辞不受官职。在所作《老学道院记》中，他以晋徐广自况，谓徐广不仕刘宋，常悲戚流涕，或责之太过，答曰："君宋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事固不可同。"接着自叹"有士于此，壮误恩华，晚逢倾复，……其终也类徐公之不可同，而有其暮年之悲。"[48]可见其故国情思还是很浓的。顾忌名节有亏使许多故宋士大夫在出处去就之际采取了慎重态度，但他们往往更看重保持其家庭的地位，让子孙去谋取仕宦，即所谓"一身留许国，诸子用传家"，[49]这种情况常见记载，无庸赘述（如牟谳诸子应龙、应复、应奎都做了元朝的官，就是显例）。所以同是退隐不仕，也有强烈抵制者和逡巡却步者之别。
    元初多数江南士人"不仕"还有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当权北人对南士的严重歧视和排斥。至元十九年（1282）程钜夫上疏说，尽管有北南之人皆得入仕的圣旨，但南方之贤者因属于"新附"人，往往被讥为"不识体例"而得不到任用。[50]二十三年，他又奏陈："国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参用，而环视中外何寥寥也？岂以其疏远而遂鄙之欤？……江南非无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群臣负陛下也。"[51]这种对南人的疑忌和歧视，甚至连已当了宿卫的程钜夫本人也不能幸免。[52]所以，许多人的"不仕"其实是"不遇于时"的"失仕"。[53]事实上，有不少宋官和江南士人入元后仍循其故习，汲汲求仕，但得者甚稀（即使幸得一命，也多是难望有入流之日的州县低级教职）。且科举废罢，断了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求仕者不是靠大钱行贿，就是要低首屈身巴结官员，南士的地位空前跌落，"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姗侮于其后"，稍知自珍的士人遂望而却步，"远引而深遁"了。[54]
    C，归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占25.3%（若包括非进士出身者，比例可能还要大）。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元朝攻宋战争中投降，被授与官职。忽必烈在征南诏书中就宣布，对归降有功者一律"验等第迁赏"。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灭宋之初也实行蒙古攻金时的办法：归降者即命治其所部。[55]关于降官的任命，上揭植松正文已有论述，此不赘。第二种是不耐寒素，通过各种途径求仕者。读书做官已成为当时多数士人的主要目标（当然也不乏有以所学用世之抱负者），尽管故国沦亡，他们仕进之愿仍很强烈。忽必烈平宋后曾下诏，许令宋故官赍旧告敕换授元官职，于是"向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受告敕入换新命。"[56]所谓"换授"并非同等授职，士人初授一般是儒学教授。[57]即使如此，不少人也是趋之若骛。入元宋官进士出身者，有多人出任儒学教授，或即此类。没有旧官资的士人也纷纷寻找门路，结识官府，投牒以求察举，而北上大都交结朝廷大员被认为是一条捷径，于是在当时南人中，"北行"蔚为风气，元人诗文中此类记载甚多，不胜枚举。第三种是应元廷征召和地方官府辟举而出仕。宋亡后十余年中，江南各处仍不断此起彼伏地爆发反元起义，官府往往征辟当地士绅参理州县事，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对地理民情的熟悉来平定民叛，安抚地方。一些江南士人遂由此出任了地方官，如胡梦魁即是一例。[58]忽必烈对江南民心未服深为不安，[59]他知道不能单靠武力镇压，需以文臣为辅，"绥抚其士民，思有以畏服众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练之士知名一时者，以慰民望。"[60]于是屡遣使者到江南"求好秀才"，而进士出身者在社会上一般都有些名声，故尤受重视，先后有多人被征召、起用。[61]第四种是一些贫寒之士，迫于衣食出而求升斗之禄。如何梦桂之侄何景文（咸淳元年进士），曾隐居多年，但因八十老母在堂，贫无以养，不得不改变初衷，赴行省求仕。[62]此类事例也不少。
    出仕者中，有一部分人只任书院山长、州县学录之类低级教职，实际上不能算做官；还有一些人见时不可为，出仕未久即回归退隐。这是因为南士在元朝始终受压抑，且所任多学官，升迁极难；即使担任了政职，也职卑位微，很难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