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松漠纪闻》，除渤海王室大氏外，作为权势贵族不过高、张、杨、窦、乌、李等几姓。现在所知的渤海人，包括遗民在内，共380名。就中，大氏117名，高氏63名，张氏20名，杨氏8名，乌氏13名，李氏21名，窦氏则一名也没有。从唐朝有窦氏姓，而渤海全然不见的事实来看，很有可能指的是贺氏。而贺氏被确认者为4名。在全体380名中，作为65%的246名因是王室和权势贵族，故上开书著的记载与历史事实事实亦相符合。此外，王氏为30名。从数字来看，位大氏之后，故顺序为高、王、李、张、乌、杨、贺氏。
    就中，大氏占全体的30%。他们在血统上虽为靺鞨系，却已发展为高句丽化的大祚荣后裔。而高氏虽在全体中16.5%，但在权势贵族中则占47.5%。这表明，在权势贵族中，高氏占绝对优势。……纵然如此看这两个姓氏，也不能否认在渤海上层中高句丽系人物形成主轴。此外，其余的权势姓氏也很有可能是高句丽系统的人。因此，渤海贵族几乎是由高句丽系人物形成，如果参考前面的建国记事，便越发有这种可能性。
    其三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高句丽遗民像过去高句丽那样建立了新国家。而这里却全然不曾谈到靺鞨人。在渤海的建国中，之所以不提有相当数量的靺鞨人参加进去，似也因为高句丽系的人物形成了重轴。……[大祚荣]的势力开始时并不很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仅1000名高句丽遗民建立了渤海便表明了这一情况。
    一如以上所考，渤海历史的性质，不能仅按大祚荣的出自便作出决定，亦应考虑到引率着渤海的贵族集团。这一贵族的主体，便是建国集团的后裔。建国集团由靺鞨及高句丽人两个种族构成，在这里高句丽人掌握着主导权。通过对建国记事或渤海统治阶层姓氏的分析，便能确认这一点”。其结论就是“渤海便是由靺鞨系高句丽人大祚荣和支持他的一批高句丽系人物掌握主导权的国家”。
    乍看，宋氏的论述不无道理，但仔细考究则似是而非。其一是如前文所论证（在下文中还将有补证出现），在“东奔”集团中作为核心部分的大祚荣所领的“高丽别种”，其实还是靺鞨人，尽管已有一定程度的高句丽化，但并没有“化”成为高句丽人，故“渤海的正统当然只能属于高句丽遗民”说不能成立。其二是宋氏虽着重论述了“渤海统治阶层的姓氏构成”，但依据的《松漠纪闻》一书作者洪皓所居冷山并非渤海腹地，且成书于渤海灭亡200多年后，其所记六右姓只能是来自传闻，难以反映渤海贵族姓氏的全貌。至于所谓的“高”氏虽可能来自高句丽系统，却也未必尽是高句丽人；“其余的权势姓氏也很有可能是高句丽系统的人”，尤难令人置信，因为靺鞨人本来是没有姓氏的，其后逐渐有了姓氏，大体上也和女真人一样，以部名为氏并渐渐简化为单姓，《太平寰宇记》卷71转引的隋《北蕃风俗记》曾记载，在开皇年间“厥稽部渠长突地稽者，率忽使来部、窟突始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步括利部，凡八部胜兵数千人，自扶余城西北举部落向关内附，处之柳城”。而此八部中，除突地稽所在的厥稽部已被唐廷赐姓为李氏外，忽使来部的“忽使来”极有可能就是后来“乌”姓的由来，越羽部则可能与“杨”姓或“刘”姓（李谨行之妻即为刘氏，尽管不知其族属为何族，但鉴于谨行墓志中载另一妻子为临汾郡夫人傅氏即汉人，则刘氏有可能为靺鞨）有关……，故其余的权势姓氏绝不可能都“是高句丽系统的人”，所谓的“渤海贵族几乎是由高句丽系人物形成”说不能成立。其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相关记载是：“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仍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续不息，’……其渤海为新罗罚，才有一千人向北逃去，向后却来依旧为国，今唤渤海国之者是也”。显而易见，只要不存先入之见，无论如何也不会从中得出“高句丽遗民像过去高句丽那样建立了新国家”和“仅1000名高句丽遗民建立了渤海”国的这一认识的。
    此外，还须看到，“高丽别种”与高丽遗民们虽同样被迫徙于营州，但到达后的境遇却大不相同：理由之一，在这之前，靺鞨人内徙于营州一带至少有了100年左右的历史，不光是人数众多，数以万计，且由于隋、唐两朝的笼络、重视和突地稽、李谨行父子等几代人的经营，已形成为不可忽视的潜在势力，如《旧唐书·靺鞨传》明载：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故当大祚荣父子等人到达后想必是有所依靠而不至于感到孤单，即与内徙者们声气相投、互为攀附，结果使靺鞨人的实力比前更大；反之，前此的营州一带基本上没有高丽人移居，故当这批高丽遗民到达后不能不有形只影单之感，其所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见，加之，历史上与靺鞨人之间的“世仇”和积怨，不会不在人多势众的靺鞨人面前感到畏惧和气馁。其二，当时当地的靺鞨人由于长期的汉化--早在隋末即已“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注：《隋书》卷81，靺鞨传。）故至“高丽别种”们徙居近30年后，其文明程度和整体素质已不在高丽“余种”或“余烬”们之下，在他们中间能文能武、“骁勇善用兵”者颇有人在，甚至涌现出包括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大祚荣父子在内的领袖群体和卓越人物，而在这之前，还曾出现过瞒咄、突地稽、李元正（系突地稽的长子，袭为燕州刺史）、李谨行、李思敬、李秀等等的知名人物以及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如谨行妻刘氏，曾留守伐奴城，“高丽引靺鞨攻之，刘氏环甲帅众守城，久之，虏退。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注：《资治通鉴》卷202，唐纪18。）可谓英雄辈出，代有才人；反之，在697年离开营州前的二三十年间，当地的高句丽人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但竟然没有产生一位值得史书记载的卓越人物--尽管有学者声称：“当时在营州除大祚荣一行外，还有其他高句丽人，如王思礼、李正己、高仙芝等人”，（注：宋基豪：《渤海政治史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一潮阁，1995年，见严长禄译稿。）不过，他肯定是搞错了，因为：三人中的王思礼虽是“营州城旁高丽人也”，（注：《旧唐书》卷110，王思礼传。）但成长和供职于河西、陇右一带，上元二年（761年）死，其生平事迹与营州无涉；高仙芝，“少随父至安西”，（注：《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供职于西域各地，后回内地死于安史之乱，生平事迹同样与营州地区无涉；李正己，“本名怀玉，生于平卢”，（注：《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且年仅49岁即于建中二年（781）死去，更与营州毫无瓜葛。这种情况虽未必使营州一带的高丽人完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却也因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难以形成大的气候，故在“东奔”之际面临的危急关头，竟不得不投靠乞乞仲象和祚荣父子的麾下，也即反而依附于多年前的属众--“高丽别种”了。真可以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与“高丽别种”们的主从关系竟然发生了倒置。不言而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句丽遗民集团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在“东奔”队伍和建国活动中掌握了“主导权”的。
    靺鞨人既是“东奔”队伍的主体和主导势力，当然，也就成为大氏建国集团的主体或主导势力无疑。而在后来的200多年间，尽管渤海国的统治集团曾不时地出现了某些变化，但从王室始终都是大氏，以及大氏一族在迄今所知的380名渤海人（包括遗民在内）中竟占117名之多而且始终在王廷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事实来看，靺鞨（或确切说是粟末靺鞨）之作为统治民族和主体民族的这一点显然没有改变；反之，高氏官员中的职位最高者，在中央不过是“六部”中的“少卿”（“副部长”），地方上则是州的刺史，武官最高者用散位为辅国大将军、实职则只是郎将而已，显与所谓的贵族集团或“主导”地位无涉，岂能作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或主导势力来看待。而这一切又为下述的文献古籍和考古资料所充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