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宋基豪先生在《渤海国的国家地位》一文中又称：“1988年，在咸镜南道新浦市梧梅里庙谷遗址发现过高句丽金铜板，其上有‘大王’、‘天孙’的称号”，并把这看作是渤海王室“授用高句丽的先例”而“称天孙”的“直接证据”。（注：宋基豪著，李云铎译：《渤海国的国家地位》，《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第170页，北方文物杂志社，1998年。）尽管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这个金铜板，但据《朝鲜遗址遗物图鉴》四，《高句丽篇》，外国文综合出版社，1990年，第281页上所载该铜板文字的全文：
    “□□□□□□□□三轮垂世耳
    □所阶是故如来唱圆教于金河
    □神之妙宅现闍维□□□□□
    □□后代是以□□慧郎奉为圆觉
    大王谨造兹塔表刻五层相轮相辅
    愿王神昇兜率查觐弥勒天孙俱会
    四生蒙庆于是颂曰
    圣智契真妙应群生
    形言煇世□育道成
    迷□□□禀生死形
    □神会性则登圣明
    □和三年岁次丙寅二月廿六日
    □戍朔记首”（注：在日本朝鲜社会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编：《高句丽·渤海和古代日本》第191页，雄山阁，考古学选书38,1993年5月；文中倒数第2行的方框内被编者们补入了“太”字，倒数第1行的方框内则被编者们补入了“甲”字。）
    可以断言，这是佛徒们为了祈求佛祖保佑而修造的，从文中的“愿王神兜率查觐弥勒天孙俱会”之句分析，这里的“天孙”是和“弥勒”相对应的，而“王”即“大王”在祈愿者们的希望中显然是有机会见到“天孙”和“弥勒”的，因之，“天孙”和“王”（即“大王”）之间毫无对应的味道，也就是说，在这里，“王”（即“大王”）并不是“天孙”的代表或象征。当然，这件所谓的“高句丽金铜板”的影印件也就无法成为宋先生所说的“直接证据”了。
    尤其重要的是，“靺鞨国”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得到了日本考古资料的证实。1666年在日本宫城县多贺城市发现的“多贺城石碑”，上刻140个汉字，其中就有“多贺城……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的内容。按“多贺城始建于8世纪初，并一直沿用到11世纪中叶”，从碑文末尾书有“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知，该石碑系立于公元762年的十二月一日，而恰恰就在此前的四五年间，先后既有杨承庆（758年）、高南申（759年）、王新福（762年）等3位渤海大使率团访问日本，也有日本的遣渤海使玲璆（760年）、高丽大山（761年）以及其迎藤原河清使高元度自渤海率团回国；加之，“从今天日本的多贺城出发经由日本海直达当时渤海国的都城，即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恰为三千里的距离，与碑文所记‘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的记载相合”，（注：王禹浪：《黑龙江流域与日本东北及北海道的古代文化交流》，《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所以，碑文中所提到的“靺鞨国”就是渤海国无疑。虽然，当时的日本朝廷已改称渤海国为“高丽国”或二种称呼混用，但因为其目的在于对渤海人施加压力，其适用范围极可能只限于朝廷内外的接待渤海使节的场合，而无需通用于全境各地，故作为当时日本北方重要边城的多贺城人，完全有可能按照其对渤海国的固有称呼而在城碑上留下了这一记录，这也就为当时的日本人之称呼渤海国为“靺鞨国”提供了确凿的物证。同样，新罗人也作如是观，其最直接有力的证据就是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的前述记载：“按渤海之源流也，句丽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丽内徙”。不言而喻，由于这通表文是崔氏代其国王所起草的官方文书，故在起草的前前后后其内容不能不经过王廷有关人员的授意和定夺，当然也就足以代表了新罗王廷的意见；又因为这通表文是新罗王廷呈给唐廷的谢表，当然也就如宋基豪先生所言，“说慌[或造假]是不容易的”，（注：宋基豪：《渤海政治史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一潮阁，1995年，见严长禄译稿。），故其权威性同样不能置疑。而推究这些文字，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发现，它所代表的新罗官方的看法竟和当时的唐廷以及日本人的看法大体一样，即以明白无误的措辞宣称“渤海之源流”来自于“靺鞨之属”，也就是认定渤海国的主体民族为靺鞨或确切说是粟末靺鞨。因之，那种认为“在新罗人看来，渤海并不是与自己没有什么因缘的靺鞨人的国家，而是自己的同族--高句丽人建立的终将统一的近亲国家”（注：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见李东源：《渤海史译文集》第3页。）的说法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