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需指出地是，对唐以后的史家们以及当时日本、新罗人来说，既没有必要忌讳“高句丽”这一“恐怖的代名词”，也绝不至于继续以蔑视的口气称呼渤海国为“靺鞨”了，然而，他们居然也和唐人一样地视渤海为靺鞨人的国家。足证这位学者的上述说法实是厚诬了唐人。
    最早为渤海国历史立传的《旧唐书·渤海传》也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关于这段话的确切含义，已如前文所述，即建立渤海的这支“靺鞨”，虽因为与高句丽人有关而被称为高丽别种，但又毕竟是“靺鞨”族中的一支，足证《旧唐书》的编纂者们同唐人一样，视渤海为靺鞨人的国家，这无疑反映了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史家们的认识。查《旧唐书》修成于开运二年（945），时去渤海国灭亡还不到20年时间，其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乃至连对有关史书往往持怀疑态度的朴时亨先生也不否认它的可靠性。
    其后不久，成书于961年的《唐会要》也载：“渤海靺鞨本高丽别种，后徙居营州，其王姓大氏”。大体上同时成书而且编者为同一人的《五代会要》也称：“渤海靺鞨，本高丽种。唐总章中，高宗平高丽，徙其人散居中国，……有高丽别种大舍利乞乞仲象，与靺鞨反人乞四比羽走保辽东”。文中虽使用了“高丽种”的概念，但联系其下文中的文字--“高丽别种大舍利乞乞仲象”以及《唐会要》的记载一并考虑，可以断定，“高丽种”必为“高丽别种”之误，从而表明，宋初的史家和五代史家们一样地视渤海为靺鞨人的国家。当然，其言外之意，渤海的王族大氏和主体民族也就是靺鞨了。又，成书于974年的《旧五代史》以及稍后的《册府元龟》等书，也都称渤海国为“渤海靺鞨”或“靺鞨”。而1060年成书并同样为渤海立传的《新唐书》，则在《卷219·北狄传》中进一步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尽管其行文中在粟末靺鞨后面缀了个“附高丽者”四字，却毫不影响作者之视大氏为粟末靺鞨人以及粟末靺鞨是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渤海国是靺鞨人国家的立意。总之，这些史书都相当客观地反映了宋代的史家们之同前代人一样，认为渤海是靺鞨人的国家，渤海国的主体民族和王族大氏是靺鞨人。
    不仅如此，就连与唐人同时的邻国日本和新罗人也像唐人那样地称渤海国曰靺鞨。如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卷8》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正月丙子条即明载：当时的日本朝廷曾派“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鉴于六七世纪以来，即有“肃慎”人一再地越海到达日本诸岛，以及当时日本与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交往和联系的扩大；又鉴于日本古籍《类聚国史·卷193·殊俗部》记载渤海国曰：“其国延袤二十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而其所反映地又显然是渤海国初建时期的情况；加之，当时的东北亚地区除“渤海靺鞨”之外，并无其它以“靺鞨”为名的“靺鞨国”存在，所以，文中的这个“靺鞨国”显指渤海国无疑。而这也就无异于表明，假若当时的日本方面不知道渤海国曾以此为名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杜撰出这个国名的。足证当时的日本人曾把渤海国视为靺鞨人的国家，当然，也就视其主体民族为靺鞨了。
    遗憾地是，这条非常重要的史料长期以来遭到了学者们的冷落，尽管十多年前孙玉良先生就曾著文予以引证，也未能使情况有所改变。究其原因，无非是与有关日本史书的一些记载发生了矛盾而遭致怀疑：其一是《续日本纪》记载大武艺在致日本的国书中的“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之语，曾被一著名学者用来作为渤海人就是高句丽人的证据：即“既然‘复高丽之旧居’的是渤海，那么渤海人就不能不是高句丽人，况且他们还追宗溯祖，提起昔日‘扶余之遗俗’，可见他们分明是高句丽人”。（注：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见李东源：《渤海史译文集》第3页。）其说虽曾在国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却是误导了读者。姑且不论上述的所谓推论是何等的牵强附会，因为正如学者们所指出大武艺在这里显然是在向日方炫耀其国势的强大；就从大武艺国书的口气来分析吧，也绝对不像是在“溯祖追宗”，否则他何必不在“高丽”和“扶余”二词之前加上“我（吾）祖”或“先祖”的字样，而竟如此的毫无避讳地直称其“祖”之名号，岂不是过于不敬其祖而在日本人面前大跌眼睛了吗？其二是日本古籍中一再提到“渤海国者，旧高丽国也”并出现“高丽国王大钦茂”之类的记载，于是而使一些学者误认渤海国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并成了大钦茂自称高丽人的重要“证据”。实际上日本古籍中的此类记载，不过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日方为迫使渤海称藩而玩弄的一场场政治骗术，岂能引以为据？况且退一步来说，如果大钦茂真的像他们所说自认是“高句丽继承国的国王”并且“对内对外”都自称了“高丽国王”的话，那么，为什么仅仅“称”了不过20年的时间就不再“称”了？这岂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吧！再者，如果渤海国真的像他们所说的是“高句丽继承国”的话，那么，为什么又只有大钦茂自称“高丽国王”？而无论是在他之前的祖父祚荣、父亲武艺，还是在他之后的子孙们即其他诸王们却没有一个自称“高丽国王”？难道说他们一个个地都“忘记”了祖宗和来自不成？这岂不是荒谬绝伦到了极点？！其三是大钦茂在771年给日本的国书中“明确宣布渤海王室是‘天孙’即天帝的子孙”。这曾被认定为“他不仅是高句丽人，而且也可以看成是直接继承高句丽王室血统的家庭出身”（注：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见李东源：《渤海史译文集》第3-4页。）的另一重要根据，但同样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首先，“我国古代帝王早在很多世纪前就以‘天子’自居了，故‘天子’并非高句丽王之专有称号”；其次，“帝王是天子，其子孙同样是天子，并没有排辈为‘天孙’（或“天重孙”、“天玄孙”）的情况，不仅中原没有，渤海、高句丽也没有”。（注：金香：《关于‘天孙’的理解》，《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至于日本史籍中关于日皇指责大钦茂“虚陈天孙”之谓究竟该作何解释，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光仁天皇给大钦茂国书的原文吧：“今省来启，顿改父道，日下不注官品姓名，书尾虚陈天孙僭号”。（注：《续日本纪》卷31，宝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条。）显而易见，这是指责他不肯向日本称臣，从而意味着大钦茂在国书中确实“僭称”了帝王之号并有可能自称了个类似“天孙”的什么称呼。由于“‘天孙’见于《日本书记》、《古事记》，所指即神话中的‘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被认为是日本皇室之祖”，“日本皇室一向是自视为‘天孙’的”，（注：刘振华：《渤海大氏王室族属新证--从考古材料出发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因之，不能不对大钦茂“虚陈天孙”之举予以谴责。不过，似还存在着另种可能性，即鉴于此前慕施蒙聘日时，所带的国书中因为“无称臣名”已经遭到指责了，故以处事灵活机智而见称的大钦茂，又不大可能用这样一个并不习惯的称呼去刺激对方，从日方之仅仅说是“虚陈”而非“自谓”似乎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所以，很可能用了个别的什么称呼，却同样由于“僭称”天孙而遭致了日方的谴责。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即不管大钦茂是否真有自称了“天孙”，却都与他是否是高句丽人或高句丽王室血统之间毫无任何必然联系。因为，最高统治者之称“天子”也好，“天孙”也好，都无外乎是标榜自己的“受命于天”即所谓的“君权神授”，这在古代东方的国家中具有相当普遍的共性，而绝不是某个民族所独有的特征，故正像朱蒙之父解慕漱被称为“天地之子”而不能说高句丽王室来自于汉朝统治者的血统一样，也不能因为大钦茂的“虚陈天孙”而就认为他是日本皇室的后裔，更何况“天孙”一语与朱蒙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记载称呼他为“天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