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是唐时的官方文献《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注：影印日本近卫刊本。）的记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远蕃靺鞨、渤海靺鞨、室韦……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这是由唐玄宗本人亲自主持编撰的大型政典，时去册封渤海仅仅二十多年时间，其史料价值无疑具有最高权威性。因为众所周知，渤海国一名系来自于唐玄宗之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又，在此稍前，宰相张九龄在为唐玄宗所起草的《敕新罗王金兴光书》中，就已使用了“渤海靺鞨”的这一概念，同样显指渤海国无疑。而从这一词组的组成来看，“渤海”指的是国号，“靺鞨”则系族名，二者联在一起的字面含义恰恰就是“渤海国这支靺鞨”；也即与“远蕃靺鞨”有所区别的另一支“靺鞨”。鉴于当日唐朝与渤海之间关系的密切，如唐中宗刚一遣使前往“招慰”，大祚荣就“遣子入侍”于唐廷，首位“侍子”即其次子大门艺“充质子至京师，开元初还国”，留在长安达六七年之久；而玄宗的册封又是大祚荣政权立即改国号为渤海的原因，“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注：《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双方人员间更是频繁来往。凡此足见，当时的唐廷对渤海国主体民族族属的了解是清楚和确切的，绝不至于出现偏差和错误。因此，《唐六典》记其为“渤海靺鞨”必为可靠的史笔，其真实性勿庸置疑。由此可见，在唐人的心目中，渤海是靺鞨人的国家，当然，其主体民族也就是靺鞨了。
    又，成书于8世纪末期的《通典》的记载也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佐证。朝鲜学者朴时亨先生就曾提到：“最早记载渤海的中国文献是《通典》，它是唐朝中叶两国对峙时期（785-804年）编撰的。《通典》只在《州郡典》里用了一次‘渤海’的称号，其余一律用‘靺鞨’二字”（注：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见李东源：《渤海史译文集》第17页。）来称呼渤海。尽管朴氏在这里所用的“最早”之说显然不准，但认为《通典》一书“用‘靺鞨’二字”称呼渤海国则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确论。如该书《卷172·州郡二·序目下大唐》载：“高宗平高丽、百济，得海东数千里，旋为新罗、靺鞨所侵，失之”；《卷186·边防二》又谓高句丽灭亡后，“其余类有酋长钳牟岑者，率众叛，立高藏外孙安舜为王。令左卫大将军高偘讨平之。其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旧国土尽入于靺鞨”，显而易见，这里文中所提到的“靺鞨”，就是渤海国。因为《旧唐书·靺鞨传》明载：“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汨咄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即在高丽灭亡到渤海国建立前后期间，除渤海国所出自的粟末部以及“唯黑水部全盛”外，其他诸部都已迅速衰落下来，而黑水部人又绝不能隔着渤海据有高丽故地，故《通典》中提到的这个“靺鞨”只能是“渤海靺鞨”即渤海国。这就进一步表明，当时的唐人的确把渤海国称之为“靺鞨”，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渤海国为靺鞨人的国家，主体民族为靺鞨。
    尤其重要的是，上述的推论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这就是著名的《鸿胪井栏石刻》上的文字。原来开元二年（714）夏，唐鸿胪卿崔訢在完成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的使命后的归途中，在都里镇即今旅顺口附近的马石山（今黄金山）下凿井刻石为念，从而留下了著名的《鸿胪井栏石刻》的3行文字，全文是：
    “敕持节宣劳靺羯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不言而喻，文中的“靺羯”即靺鞨正是崔訢所出使册封的对象，而以情理言之，崔訢及其随员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连其所出使册封对象的族属都弄不清楚的，当然，在他们刚刚履行完使命的归途中，也是绝对不可能在刻石留念之际把大祚荣政权的名字误写为“靺羯”的，这也就有力地反证在他们出使其地之前，大祚荣政权的国号必为“靺鞨”即“靺羯”无疑，从而印证了《新唐书·渤海传》中关于大祚荣政权“自是始去靺羯号，专称渤海”的记载。因此，“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这13个字就成为了确凿证实大氏政权之为靺鞨人国家的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尽管如此，有的学者却置这一切于不顾，竟煞有介事地宣称：“唐人虽称渤海为‘靺鞨’，但另一方面，却知道他们不是靺鞨人，而是高句丽人”，因为“对唐人来说，高句丽一词成了引起恐怖之感的禁忌”，故“采用含有蔑视意味的‘靺鞨’一词代替高句丽这一称呼”，并以唐朝在719年之册封大祚荣嫡子“武艺为桂娄郡王”一事，作为“唐人虽称渤海为‘靺鞨’，……却知道他们不是靺鞨人而是高句丽人”的“确凿的证据”。（注：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见李东源：《渤海史译文集》第15-17页。）不过，这些说法纯系强加于唐人，毫无任何根据：第一，如果真的如其所言，大祚荣等是高句丽人的话，那么，就不能不对唐朝的蔑称其为“靺鞨”感到愤慨而拒绝这一称呼。可是历史表明，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在唐、渤关系中是唐廷采取主动在先，即为结成反击突厥的联合战线和“旁结诸蕃”，乃于神龙三年（707）派侍御史张行岌来“招慰”大祚荣。（注：魏国忠：《大祚荣遣子侍唐时间考》，《北方文物》1985年第4期。）勿须多言，从唐人方面来说，在有求于渤海的形势下，不能不谦恭谨慎、说尽好话，是绝对不会“用含有蔑视意味的”的措辞来“刺激”和得罪大祚荣等人的。而从大祚荣当即“遗子入侍”的结果来看，“招慰”无疑获得圆满成功，这既反证了唐人之以“靺鞨”称呼大祚荣政权根本就不具有“蔑视”的意味，也有力地证实该政权的主体和主导只能是靺鞨而绝非高句丽人，当然，这也就为大祚荣政权之最初称作“靺鞨国”提供了有力地证明。第二，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唐朝之册封大祚荣嫡子武艺“为桂娄郡王”，无非是在自己力不从心、已无法控制高丽故地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只好默认或承认渤海国已占有高丽故地北境的既成事实，并以此作为其拢络渤海王廷以进一步增进双方亲眭和好关系的重要手段。因之，无论如何，也都绝不可能成为唐人知道渤海人“不是靺鞨人而是高句丽人”的“确凿的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