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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许会有人拿出下面的几条“史料”来证实新罗人之视渤海国为高句丽人所建立：一是崔致远在《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中所载：“惟彼句丽，今为渤海”；二是崔氏在《与礼部裴尚书瓒状》中称：“句丽既息狂飙，劣收遗烬，别谋邑聚，遽窃国名，则知昔之句丽，则是今之渤海”；（注：《孤云集》卷1。）三是他在《上太师侍中状》中谓：“高句丽残孽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注：《三国史记》卷46，崔致远传。）；四是朝鲜古籍《三国遗事》所引的《新罗古记》关于“高丽旧将祚荣姓大氏，聚残兵，立国于太白山南，国号渤海”的记载。单就字面而言，这几条“史料”似言之凿凿，或把渤海国说成是高句丽人所建立的国家，或者说就是前此的高句丽的继承国；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根据”在如前所述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面前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同样无助于他们的立论。众所周知，崔致远虽是当时新罗末叶的知名文士和诗人，但却不是个历史学者。他12岁入唐留学，中举后即留唐任职，光启元年（885）约28岁时回国，曾留在王廷担任侍读兼翰林学士、但不久即遭到排挤而出为外任。因“自伤不偶，无复仕进意，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滨，……皆游焉之所，最后带家隐加耶山海印寺，与母兄浮图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延仰，以终老焉”。（注：《三国史记》卷46，崔致远传。）勿须赘述，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渤海的史事不可能了解很多，也就难怪其在史论中常常带有诗人的浪漫色彩而不免于致误。如三“状”中的前二状系成文于他尚在唐朝、未返新罗之前，故其所谈渤海就是从前的高丽之谓，显然反映的是他个人的看法，难免因为不了解情况而误信了某些传闻之辞，其中有误在所难免；而《上太师侍中状》虽成于再度入唐之时，但漏洞更多，如文中的“伏闻东海之外有三国，其名马韩、卞韩、辰韩。马韩则高丽，卞韩则百济，辰韩则新罗也。高丽、百济全盛之时，强兵百万，南侵吴越，北挠幽、燕、齐、鲁，为中国巨蠹”之谓，姑且不论马韩、卞韩、辰韩何时分别建国而成其为“三国”，就说“马韩则高丽”吧，显与高丽之由来南辕北辙；而“[百济]南侵吴越，[高丽]北挠幽、燕、齐、鲁”之语，更是与史实完全相悖。既然如此，文中的“高句丽残孽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为渤海”之谓又明显与包括《居上表》在内的众所周知的史料相牾，当然也就同样有可能出自于传闻之讹。故此三“状”实难作为信史考虑，其史料价值根本不能同《居上表》中的前述有关记载相提并论。至于王氏高丽时期一然和尚之编纂《三国遗事》一书，虽旨在劝导人们相信和皈依佛教的而编造了许多许多的神话故事，但毕竟对历史上的“遗事”进行了一番搜集和整理，并在考订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恰恰是他本人对所谓《新罗古记》以及《三国史》的记载是持有怀疑的态度的。为了便于人们理解一然的本意，这里有必要转录下其“靺鞨渤海”条的有关记载：“《通典》云：渤海本粟末靺鞨，至其酋祚荣立国，自号震旦。先天中，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开元七年，祚荣死，谥为高王。……后唐天成初，契丹攻破之，其后为丹所制《三国史》云：‘仪凤三年高宗戊寅，高丽残孽类聚，北依太伯山下，国号渤海。开元二十年间，明皇遣将讨之。又圣德王三十二年玄宗甲戍，渤海靺鞨越海侵唐之登州，玄宗讨之。又《新罗古记》云：‘高丽旧将祚荣姓大氏，聚残兵，立国于太白山南，国号渤海’。按上诸文，渤海乃靺鞨之别种，但开合不同而已。按《指掌图》，渤海在长城东北角外”。（注：《三国遗事》纪异卷1，靺鞨渤海。）尽管今人已不知道其所谓的“《通典》云：渤海本粟末靺鞨”出自何处，但一然无疑是相信这个“《通典》”的记载的，故作了渤海本粟末靺鞨的记述，而且，他虽然在附注中收录了《三国史》和《新罗古记》的上述记载，但对其所云显然是有所保留的，惟其如此，才在后面的按语中进一步确认“渤海乃靺鞨之别种”的结论。可是持“高丽”说的学者们大都无视一然和尚的考异和结论，却对夹注中的文字大感兴致，竟无保留地引以为的据，不能不说是有失于轻率。当然，也有个别学者，是看出了一然和尚的本意的，但或因不合乎其胃口而无端予以指责和批判，说他是“恣意下了不正确的结论。这是由于受了被歪曲的中国史料的迷惑”；（注：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见李东源：《渤海史译文集》第40页附注20。）或者声称“他也认为渤海不是纯粹靺鞨而是靺鞨别种的中间性的存在”，以作为所谓的大祚荣是“靺鞨系的高句丽人”的根据，（注：宋基豪：《渤海政治史研究》第一章第一节，一潮阁，1995年，见严长禄译稿。）从而造成了新的误导。故综上所述，所谓的这四点根据都不足为据。而且，退一步来说，就算是大祚荣真的出任过“高丽旧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同样证明不了他就是高句丽人或具有强烈的“高句丽归属和继承意识”的“靺鞨系高句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