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太和年间出现的所谓宦官之祸，实际上是朝廷中枢权力斗争的产物。在势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只要作认真的检讨就可以发现，王守澄、仇士良等宦官都与握有重权的懿安郭氏有一定的联系，应该说，他们本是懿安郭氏的家奴，他们的政治权力不过是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文宗想除这些宦官才不得不进行暗中策划，而不敢公然擅行生杀；也正因为如此，身为皇帝的文宗在这场斗争中才最终失败。
    文宗要摆脱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牵制，需要先除掉王守澄、仇士良等宦官，这对那些具有较强封建传统意识，试图维护皇权，痛恨宦官仗势横行的朝野士大夫无疑是一种鼓励，因而在文宗太和年间一些正直的朝野之士敢于挺身而出与宦官斗争，发表反对宦官专权的言论，（22）这就是在文宗朝会出现所谓“南衙北司之争”的特殊政治现象的原因所在。
    五、文宗朝中枢权力斗争与朋党之争
    文宗朝政局中另一突出的政治问题就是朋党之争激烈。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官因仕进出身、地域不同及政见分歧等，朋比为党，互相倾轧，本是常有之事。然而，唐文宗执政时期，以牛、李两党首领相互进退所表现出来的所谓朋党之争，却与文宗与懿安郭氏之间的中枢权力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文宗朝朋党之争的激烈，主要表现在牛、李两党首领九次重要的进退，即太和三年（829）李宗闵为相，引用牛僧孺，李德裕出任义成节度使；太和六年（832）牛僧孺出朝，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回朝；太和七年（833）李德裕拜相，李宗闵出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太和八年（834）李宗闵复召入朝，李德裕出为兴元尹、充山南西道节度使；太和九年（835）李宗闵被罢免，先贬明州刺史，再贬处州长史。（23）其实，这几次重要的进退与牛、李两党的政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除太和九年（835）李宗闵被罢免、贬逐外，其它几次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都谈不上贬逐与失势的问题。
    太和三年（826），牛僧孺被引用，李德裕出任义成节度使，未能拜相，一般认为是受李宗闵排挤。（24）实际上，牛僧孺在敬宗时即曾拜相，为官资历、原有身份皆超过李德裕。李德裕以兵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兼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25）已在原职基础上升迁，谈不上受排挤、打击。太和六年（832），牛僧孺出朝表面上看似乎与牛、李两党收回还是放弃维州的争论有关，其实是牛僧孺多次请求外调的结果。据《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载，牛僧孺为相，文宗曾问其太平之策，僧孺“既退至中书，谓同列曰：‘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兹地耶？’旬日间，三上章请退。”可见牛僧孺早有争取外调之举，其最终外放与有关维州的争论并无大关系。至于太和七年（833）、太和八年（834）李德裕、李宗闵的交替入朝、出朝，只是两人职务的互调，且两人出朝时都带“同平章事”之衔，（26）具出将入相之重，并不存在一党得势打击、排挤另一党问题。而太和九年（835）李宗闵被贬之时，李德裕亦被贬至袁州，（27）更与两党政争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