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与两党政争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文宗执政时为什么要交相使用牛党和李党？要明了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牛、李两党首领仕进的背景和当时朝廷中枢权力斗争的状况。牛、李两党首领分别仕进于宪宗元和、穆宗长庆年间，（28）在所谓“元和逆党”得势的穆宗、敬宗统治时期，具得以重用；而且，他们与宦官都有交结。（29）从他们仕进的背景看，他们都不是文宗可以信用的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可以说是封建帝王用人的规律。文宗执政后任用作为前朝旧臣的牛、李两党首领，而不是自己的心腹大臣，应是在懿安郭氏政治势力牵制之下的无奈之举。如前所说，文宗是想摆脱懿安郭氏的政治势力牵制的，因此，他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可以为他效力的人物。他任用牛僧孺，在“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的情况下，召见牛僧孺，询问“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就是对牛僧孺能否为其所用进行的试探。牛僧孺深明其意，以“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作答，并多次上表请退，（30）明确表明了远身避祸，不为文宗所用的意向。文宗同意牛僧孺外放，任用李德裕，李德裕又反对用文宗看中的李训。（31）文宗调出李德裕任用李宗闵。李宗闵与宦官杨承和等交结甚深，（32）更难为其所用。文宗左选右择，俱无法从两党人士中找到可为自己效力之人。太和九年（835），文宗在选用了自己提拔的李训、郑注之后，试图一举消灭所谓“元和逆党”，使中枢权力真正转移到自己手中，于是采用非常之举，借故将李宗闵、李德裕等牛、李两党的首领人物俱贬逐外乡。通过对牛、李两党首领仕进的背景和进退过程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宗朝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实质上是在中枢权力斗争的左右下所出现的政治换班；而太和九年（835）牛、李两党首领人物的同时被贬，更说明牛、李两党都与懿安郭氏政治势力有一定的牵连。
    在文宗朝存在着牛、李两党，牛、李两党在政见上有着分歧，在具体政治事务的处理过程中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这是事实。然而，牛、李两党首领都不是文宗一系的人物，他们的进退本是中枢权力斗争的结果。不过，由于两党首领的交相进退带来了官员调动的频繁，才形成了所谓朋党之争激化的政治局面。又正由于牛、李两党首领都与懿安郭氏的政治势力有一定联系，文宗在处理牛、李两党人物时才畏首畏尾，以致吸息“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33）
    六、余论
    文宗从太和元年（827）登基，至开成五年（840）去世，名义上执政十四年，然而，从太和九年（835）发生“甘露之变”后，文宗即处于被监禁的地位，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文宗处此境地，百般无奈，只能自称不及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34）
    文宗被监禁后，中枢政体的最高权力当然归属于身为太皇太后的懿安郭氏。通常认为，“甘露之变”后，文宗为宦官挟制。其实，这是归恶于宦官的不实之词。既然文宗要消灭宦官，宦官在“甘露之变”后怎么可能放心使文宗继续居于皇位达五年之久？如果说宦官可以擅行废立，宦官为什么不废除文宗而另立他人？宦官本是皇帝家奴，家奴挟主，在藩镇林立、“南衙北司”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不引起激烈的政治动荡？宦官本非一人，在以皇帝为最高决策者的封建政治体制中，宦官集团如何进行政治运作？换言之，在政治决策时，谁能说了算？很显然，通常说法不能解决这些疑问。如前所说，在文宗朝，中枢政体内部本存在着两种政治势力的对抗，而此时的宦官只是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一部分，不难理解，所谓宦官的作恶，不过是宦官在秉承懿安郭氏的旨意办事。懿安郭氏身居于内宫，决策于朝廷。其在“甘露之变”后之所以不废文宗，是因为文宗毕竟是她的嫡系孙儿，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废立皇帝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政治动荡，对政治安定不利，其既然可以稳掌最高大权，留一个傀儡皇帝在前台安定众人之心，本非坏事。
    文宗不是一个昏庸的帝王。他在受到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有力牵制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清算“元和逆党”真正操掌政权，说明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一定的政治抱负。正由于他不昏庸，勇于利用帝王的身份，向幕后的政治势力挑战，才引起了中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又由于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具有强大的实力，文宗最终在中枢权力斗争中彻底失败。文宗的彻底失败，表明在中枢政体内部，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所谓“元和逆党”已不再有挑战的敌手，朝廷最高权力机构中已不再有影响政局发展的两种势力，因此，所谓“元和逆党”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而中枢政局亦出现了短期的稳定。这种中枢政局直到宣宗即位，彻底清算所谓“弑宪宗之党”后，才得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