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朝中枢政局发微(6)
既然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与两党政争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文宗执政时为什么要交相使用牛党和李党?要明了这个问题,必须要了解牛、李两党首领仕进的背景和当时朝廷中枢权力斗争的状况。牛、李两党首领分别仕进于宪宗元和、穆宗长庆年间,(28)在所谓“元和逆党”得势的穆宗、敬宗统治时期,具得以重用;而且,他们与宦官都有交结。(29)从他们仕进的背景看,他们都不是文宗可以信用的人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可以说是封建帝王用人的规律。文宗执政后任用作为前朝旧臣的牛、李两党首领,而不是自己的心腹大臣,应是在懿安郭氏政治势力牵制之下的无奈之举。如前所说,文宗是想摆脱懿安郭氏的政治势力牵制的,因此,他力图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找可以为他效力的人物。他任用牛僧孺,在“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纳纤人,窃议时政,禁中事密,莫知其说”的情况下,召见牛僧孺,询问“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于此乎?”就是对牛僧孺能否为其所用进行的试探。牛僧孺深明其意,以“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作答,并多次上表请退,(30)明确表明了远身避祸,不为文宗所用的意向。文宗同意牛僧孺外放,任用李德裕,李德裕又反对用文宗看中的李训。(31)文宗调出李德裕任用李宗闵。李宗闵与宦官杨承和等交结甚深,(32)更难为其所用。文宗左选右择,俱无法从两党人士中找到可为自己效力之人。太和九年(835),文宗在选用了自己提拔的李训、郑注之后,试图一举消灭所谓“元和逆党”,使中枢权力真正转移到自己手中,于是采用非常之举,借故将李宗闵、李德裕等牛、李两党的首领人物俱贬逐外乡。通过对牛、李两党首领仕进的背景和进退过程考察,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宗朝牛、李两党首领的进退,实质上是在中枢权力斗争的左右下所出现的政治换班;而太和九年(835)牛、李两党首领人物的同时被贬,更说明牛、李两党都与懿安郭氏政治势力有一定的牵连。 在文宗朝存在着牛、李两党,牛、李两党在政见上有着分歧,在具体政治事务的处理过程中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这是事实。然而,牛、李两党首领都不是文宗一系的人物,他们的进退本是中枢权力斗争的结果。不过,由于两党首领的交相进退带来了官员调动的频繁,才形成了所谓朋党之争激化的政治局面。又正由于牛、李两党首领都与懿安郭氏的政治势力有一定联系,文宗在处理牛、李两党人物时才畏首畏尾,以致吸息“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33) 六、余论 文宗从太和元年(827)登基,至开成五年(840)去世,名义上执政十四年,然而,从太和九年(835)发生“甘露之变”后,文宗即处于被监禁的地位,在政治上已无所作为。文宗处此境地,百般无奈,只能自称不及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34) 文宗被监禁后,中枢政体的最高权力当然归属于身为太皇太后的懿安郭氏。通常认为,“甘露之变”后,文宗为宦官挟制。其实,这是归恶于宦官的不实之词。既然文宗要消灭宦官,宦官在“甘露之变”后怎么可能放心使文宗继续居于皇位达五年之久?如果说宦官可以擅行废立,宦官为什么不废除文宗而另立他人?宦官本是皇帝家奴,家奴挟主,在藩镇林立、“南衙北司”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不引起激烈的政治动荡?宦官本非一人,在以皇帝为最高决策者的封建政治体制中,宦官集团如何进行政治运作?换言之,在政治决策时,谁能说了算?很显然,通常说法不能解决这些疑问。如前所说,在文宗朝,中枢政体内部本存在着两种政治势力的对抗,而此时的宦官只是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一部分,不难理解,所谓宦官的作恶,不过是宦官在秉承懿安郭氏的旨意办事。懿安郭氏身居于内宫,决策于朝廷。其在“甘露之变”后之所以不废文宗,是因为文宗毕竟是她的嫡系孙儿,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废立皇帝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政治动荡,对政治安定不利,其既然可以稳掌最高大权,留一个傀儡皇帝在前台安定众人之心,本非坏事。 文宗不是一个昏庸的帝王。他在受到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有力牵制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清算“元和逆党”真正操掌政权,说明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一定的政治抱负。正由于他不昏庸,勇于利用帝王的身份,向幕后的政治势力挑战,才引起了中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又由于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具有强大的实力,文宗最终在中枢权力斗争中彻底失败。文宗的彻底失败,表明在中枢政体内部,以懿安郭氏为代表的所谓“元和逆党”已不再有挑战的敌手,朝廷最高权力机构中已不再有影响政局发展的两种势力,因此,所谓“元和逆党”继续活跃于政治舞台,而中枢政局亦出现了短期的稳定。这种中枢政局直到宣宗即位,彻底清算所谓“弑宪宗之党”后,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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