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缯帛为军资”。西域驻戍部队众多，“大军万，小军千人”（注：《旧唐书·吐蕃传》卷196。）。大量的驻军及其家属的衣装被服都由政府供给。而维持这般大部队的军帛绝非小数。因而唐政府每年从内地调大匹织物运往西域，“缯帛为军资”。唐史籍载供军资的布绢端匹动辄数万、数十万，而西域所占颇大。如《旧唐书·地理志》：“自开元中及天宝，”“给衣则五百三十万”，“伊、西、庭、安西四十万”。并且还有“赐赉之费”，即唐中央政府对边疆都护府、都督府下属“诸驿”，每年“准成例给付赐物”，如吐鲁番唐代文书记：“安、北都护府诸驿赐物于灵州都督府给”。《唐六典·兵部》记募兵制代府兵制后，政府征募“常住边防者，每年加长例给赐”。因此，中原麻、棉、丝织物，以军资、赏赐之径大批入西域。仅吐鲁番阿斯塔那1972～1973年清理墓葬，所见唐代有墨书题记和朱、墨篆印的布绢，即涉及今河南、陕西、湖北、湖南、四川、江苏、浙江诸省区，如“河南府长水县”、“宣州溧阳县”、“梁州都督府”、“湖州安吉县”、“婺州兰溪县”、“澧州慈利县”、“益州都督府”、“陵州”等（注：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
        另，从这些布绢可看出，其多是各地上徼唐政府的庸调布。1972年TAM157号麻布墨书有“庸调布一端”，钤朱色篆印三方；68TAM108开元九年题记有“庸布一端”，钤朱色篆印“郧县印”三方；72TAM226细绫墨书题记为“景云元年折调细绫一匹”。题记中有纪年，有鉴押，或草或楷，墨迹不同，官印两色，表明是按规定层层检核。朱印为州县收敛庸调和逐级上缴的手续鉴证；墨印是唐中央收纳庸调的左藏署勘验之证（注：《大唐六典》卷20，《大府寺·左藏署》。）。又，吐鲁番出土麻市中还见“租布”。如72TAM167麻布墨书题记“租丁杜相国布一端”，朱印四方；“祝伯亮租布一端”等（注：斯坦因：《亚洲腹地》N附图127。）。此为唐租税制在边疆的变通。开元廿五年一敕文规定：“关辅地区……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绢，以代关中调课”（注：《唐会要》卷83《租税上》。），即以布代租。由上资充西域戍兵的军帛，从侧面反映了唐租庸调制的施行。而转其作军资，优待戍军的政措，起到安定兵心，巩固边防和统一的巨大作用。
        唐中央政令和地方性政措在边疆有力施行，其对西域的有效经营，带来了西疆的稳固和发展，也使唐王朝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中世纪史上盛荣、强大的朝代和国家。
        综上，汉唐两朝政权机构在西域的建立，军政官员的任命、封授，政令政措的实施执行，军事、经济的治略、经营，使西域始终在中国中央王朝及其政权的统辖之下。汉朝中央政府在西域的机构，其军事职能非常突出，屯田附于戍边，民屯归于军屯，交通从属烽邑。即经济依从军务，生产只为解决驻戍供养，经济活动包容于边防守卫功能，而少独立的内容。唐朝在西域的执政，有地方性体制，更有全国性政令的实施，说明西域已具备此基础；其驻戍虽以军屯为主，但民屯不再全属于军屯或以军属为主，而是徭户丁夫之屯与租佃分成。生产活动有了较独立的社会经济成份和开发边疆的因素与意义。这与国家的稳固、民族的聚合、社会经济本身的发展是相联系、同步和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