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史家因为看到世界上资本主义从西欧封建主义社会兴起的事实，于是将西欧封建主义，甚至于它的农奴制也视为封建主义的典型，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归咎于个体农民。马克思早就对欧洲那时资产阶级史学已经存在的此类观点不以为然。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谈到自耕农时指出：“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很可惜，他未曾来得及进一步阐述。然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后来被中外史学家逐渐补充起来了。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发达的小农经济，其在中国的最典型形态就是“五口百亩之家”，在我们的历史著作中更常见的是称之为自耕农。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对自主性较强的自耕农作了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论证，而我国的农学史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已经弄清了这种农民所创造的精耕细作农业的基本特征，阐明了它的优点、历史价值和发展阶段；国外的学者似乎更早注意到了中西农业方面的差异及其所造成的历史意义。1921年，西姆柯维奇就在他的论文《再论罗马的衰落》中指出：“中国与日本的经验证明了，即使不科学地补充无机质肥料，这种存在于很狭小地面上的集约农业，也能够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何以罗马衰败了，而中国与日本却多少获得了成功？”[34]近年来，西方的史学家的论述更加充实、丰富。例如在卡洛·M·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1卷由林恩·怀特作的第4章中，作者严肃批评了西方史家的“近视眼病”，指出“罗马文明脆弱的区域，要让一个人脱离土地而生活，就需要超过10个人在土地上干活。城市是文明的珊瑚礁（从语源上来说是指‘城市化’），处于乡村原始主义的海洋之中。它们依靠一点少得可怕的农业生产剩余的支持，这点剩余完全可能因为干旱、水涝、瘟疫、社会混乱或战争而很快遭到破坏。”“城市生活连同古代城市所创造和保持的较高的文化领域都是脆弱的，因为古代农业每个农民的生产率很低。尽管罗马人的顽强冷酷和他们在法律方面的才能，但他们最后由于这种根本性的技术弱点在政治上被打败了。”而且“这个失败足以解释在三世纪到八世纪之间西方与东方相比，它缺乏恢复的能力。”[35]法国年鉴学派大史学家、博学深思的布罗代尔在名著《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全面地分析和对比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农业，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布罗代尔说：“小麦不可原谅的缺点是产量低下，让人吃不饱肚皮。……在我们研究的十五世纪至十八世纪这段时间里，小麦产量之低令人失望。较多的情形是播一收五，有时还达不到这个数目。由于必须留出一份种子，可供消费的只剩下四份。”[36]比之我国秦时小麦的种收之比就已达1:15来，差距不能说不大[37]。布罗代尔接着又说：“虽然灌溉在中国并不如人们历来所说的那么古老，但在公元前四至三世纪，随着政府推行积极的垦荒政策和农艺的发展，引水灌溉也广泛进行。由于兴修水利和集约生产，中国在汉（疑为秦字之误，因为前面所说是公元前4至3世纪--达人）代塑了自己的传统形象。这个形象最早可追溯到西方编年史所说的伯利克里时代，而其完全形成却要等到早稻在南方种植成功，即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相当于我们的十字军东征时代。总之，文明的前进步伐极其缓慢，传统的中国早已开始塑造自己的物质形象，它是漫长的农业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不但打破了和革新了传统中国的结构，而且对远东的历史无疑起着决定的作用。”[38]在这里我特意将布罗代尔的话引得尽可能完整，目的是让读者不费翻检之劳就能看到另一种评价稍稍低一点的意见。但是，不管人们的评价的高低，现在，国内外的史学家在这一点上已越来越趋于一致：中世纪东方封建文明发展显然要高于欧洲，其最终根源就在于农业发展上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所创造的巨大技术成果是欧洲随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谁都难以否定，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达的基础是个体农民奠定的，也不难认清“五口百亩之家”及其所发展起来的精耕细作农业其实是更典型和更先进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作为历史学家应该始终不失去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