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比之先前的家族公社共同体来，“五口百亩之家”这种个体家庭结构确实是很简单的，组建的必要条件无非是几件犁锄织机之类的工具和从父母那里耳濡目染的经验。这些工具，如果站在后来的立场而缺乏历史的眼光，就会认为十分简单容易，无甚足道。殊不知在二千多年的时代，这些却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最先进的技术。唯其因为一夫一妻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是以这样先进的技术作为基础的，它就不仅比之过去的家族公社共同体要简单得多，易于易地重建，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而且也使这种小农经济成为当时最有效率、最易普及的利器。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直至春秋以前到处充满了荆棘草莱的中原大地，在战国时期就变成为良田美畴；为什么直至春秋以前到处还有戎夏之分的中原大地，在战国时期就变成为一个华夏族。同是中国的农民，同是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争得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文明？人们迄今还不禁为万里长城的雄伟而感到惊奇，其实，更应该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个体小农背后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因为没有它们决不可能在这样早的时候就建筑成这样伟大的工程。明白了这一点，人们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早在大约四千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却长期没有私营的工商业，没有独立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到春秋末年，所有这一切都从地下突然冒出来，形成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富商大贾和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同时随之兴起。因为，只有这种互相独立的个体小农取代了先前互相依存的家族公社共同体，人们的个性才可能释放出来，互相间的交换也才变得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个体农民就没有战国秦汉那样的新时代。
    士兵往往是一个民族的缩影。荀子根据他实地考察之后在《议兵》篇中曾说：“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1974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东面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兵马俑。这总数达到八千之多的兵马俑使二千年后的我们得目睹秦国锐士的艺术形象，正如发掘的主持者所指出的：“给人们的鲜明而强烈的印象是‘大’和‘真’。所谓‘大’，一是陶俑、陶马的形体高大，和真人、真马大小相近；二是数量众多，大气磅礴，显示了一种宏伟的气势和巨大的力量。所谓‘真’，就是大批武士俑不是一群无生命的偶像，而是真实地再现了秦王朝孔武勇士们的艺术形象，可以使人想见秦军规模庞大的阵列，气氛恢宏的壮现场面”[50]。武士俑是秦军的写真，而秦军的来源主要就是秦国的个体农民--“五口百亩之家”。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数目几近万件的武士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秦国农民形象的窗口。不论人们采取怎样的视角去考察，都可以发现它们所具有的异于外国的农民，也异于我国后代农民的孔武、进取的特殊气质。如以明清时代出土陶俑相比，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大，犹如猫虎。
    读者或问，李悝、商鞅、秦始皇、陈胜、项羽，还有李冰、郑国、孔子、墨子、张骞、司马迁等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不是也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么？毫无疑问，他们曾经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而且是每一个农民所不能比拟的作用。但是，要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有了“五口百亩之家”的农民就有可能出现这个时期上述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反之，后来，没有这样的农民，中国也就长期不能产生这种划时代的人物。总之，在对待个体小农问题上必须有历史观点，必须认真而细致地区分时代和地区的差异，有时甚至是相当巨大的差异。否则，许多问题就难以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坦率地说，在史学界，迄今非历史地对待农民，不作必要区分地一概否定农民的观点仍是非常流行的。我们经常使用的个体小农有个体农民、小农、自耕农等等不同的名称。在这里我对战国秦汉时期的个体农民生活在完全不同于后来、特别是明清以来个体小农的历史（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条件所作的揭示，对它们不同于后代的特质所作的评估，期在抛砖引玉，更在呼吁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对待中国历史，尤其是对待中国农民的过去和未来。历史总是把两种绝然相反的现象结合为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过程，历史学家的责任应该把这个看起来矛盾重重的客观事实揭示出来，使人们具有理性，不要把中国及其农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