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农民就其性格特征和习惯意识来讲，可以大体概括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具有极强的小家庭观念却仍然聚邑而居；
    第二，具有极强的刻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同时又包含着后来越来越缺少的强悍性格；
    第三，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牛耕和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具有极强的经验理性精神；
    第四，具有一个很简单的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使这种个体农民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家庭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三代的家庭由于实行火耕生产需要集体进行，一夫一妻的家庭还只能是一个生活的基本单位，至于生产的基本单位一直是家族公社。进入铁器牛耕时代之后，既然主客观条件都允许个体小农发展起来，这种新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必将以各种不同的途径取代田莱制下“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集体生产。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讲得最明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迟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39]又说：“（个体农民）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40]关于这个问题，墨子也讲得很透彻：“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41]个中道理，《管子》亦讲得很明白：个体家庭经营，“民乃知时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这和以往“公作”制下“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42]的状况是截然不同的。正因为个人利益与家庭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家庭的兴衰荣辱就是个人的兴衰荣辱，家庭的一切就是个人的一切，从而使个体农民势必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家庭观念，以致达到“死（其）处无二虑”[43]。这也就是说，家庭观念尤其在其从家族公社瓦解的时代本是一种很进步的观念，作为历史学家不应不加分析地用自私两字一概否定。同时，我们还必须知道，首先，当时的农民是聚邑而居的，尚未出现城居以外的村居，更非明清以来散漫于深山恶水的一盘散沙状态。关于这个问题，日本杰出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早就作了极其具有说服力的深入论证，其说详见于他的《关于中国聚落形态的变迁》，收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读者可以自检，兹不赘述。与先前宗法农民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和后来的散居小农难以相互往来不同，这时的农民之间有着丰富的诸如“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的社团性活动，以及“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44]的亲朋关系，在农忙时有邻里互助[45]，在生产之外有相当频繁而活跃的交换活动[46]。据李悝的估计，为应酬广泛的社交活动，他们要支出900钱，占其全年总收入的1/15；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的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是后代所难以比拟，以致使一些历史学家把秦汉视为商业资本主义。其次，当时的农民由于经济条件较好，“五口百亩之家”既需要也可能“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以致使当时的风俗“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据《九章算术》可知，体力和畜力的行动速度（包括用车）之比大体在1:3-5之间[47]。这样，“五口百亩之家”的活动空间就大大地扩展了，以致于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迹--丝绸之路在当时的中国率先开拓成功创造了必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要之，城居的“五口百亩之家”既然具备当时最先进的交通手段，可见当此之时的农民显然不宜用狭隘闭塞，而应该用开放进取来加以评价。此外，这个时代的农民一旦成年都是带剑的，政府还具体规定了允许带剑的年龄[48]。农民带剑在汉的后期就为政府所不提倡。其所以不提倡，一方面的理由是打一把剑费用不赀，另一方面其实还是出于控制农民的需要[49]。应当指出，农民的骑马带剑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到后来越来越被国家所严禁，而农民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不允许做到这一点。骑马带剑这种时代风尚的兴起及其随后的衰息对中国农民、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和习惯、对皇朝国力的影响实在太大太深，除顾炎武等少数的有识之士曾稍有注意之外，博衣宽带的学者们从来不以为意。我以为，时至今日，对此我们决不可以低估，更不可予以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