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台湾民众的这些举动,既是对结束50年殖民地亡国奴生活的扬眉吐气,也是对今后可以堂堂正正做中国人的兴奋。“翻身暴日践踏之下投入祖国怀抱”,“从此恢复自由,与内地人民同享康乐”,(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71页。 )是此时台湾民众的共同心理。 毕竟与祖国分离了50年,特别是因为日本对台湾长期执行与大陆隔离的政策,广大台胞未能全面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民众的心里,国民党不但仍然是孙中山意志的继承者,而且还是抗日的英雄,收复失地的功臣。抗战末期,尤其是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台湾报纸纷纷刊载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的照片,各种媒体也大肆渲染蒋介石作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收复台湾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取得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断宣传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在广大台胞心里,当时不仅仅是回到了祖国怀抱,而且一下子变成了战胜国的主人,而祖国还是世界“五强之一”,(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275页。)这种自豪感是从未有过的。 当然,台湾民众欢呼国民党政府莅台,除了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之外,还有更多的企盼。台湾一直受日本掠夺,特别是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政府在加强经济统制的同时,还强令台湾承受了巨额军费公债。另外,在美国海空军的严密封锁和大规模轰炸下,台湾生产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显著减退,农业生产也因为农村劳动力缺乏,化肥供应不足,水利失修等而一落千丈。台湾光复的时候,广大台胞的生活已相当艰难。 南京国民党政府1945年3月公布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则为台湾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台湾接管后的一切设施,以实行国父遗教、秉承总裁训示、力谋台民福利、铲除敌人势力为目的”;“接管后之政治设施:消极方面,当注意扫除敌国势力,肃清反叛,革除旧染(如压制、腐败、贪污、苛税、酷刑等恶政及吸鸦片等恶习),安定秩序;积极方面,当注重强化行政机关,增强工作效率,预备实施宪政,建立民权基础”;“接管后之经济措施,以根绝敌人对台民之经济榨取、维持原有生产能力、勿使停顿衰退为原则(其违法病民者除外),但其所得利益,应用以提高台民生活”(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 版。第20-21页。)……这些,也正是广大台胞日夜企盼的。他们不但沉浸在复归祖国的喜悦之中,而且还在为明天的美好生活展开憧憬。“台湾的民间领袖、知识分子,以及许许多多的民众,以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未曾有过的疯狂热朝,迎接新来的祖国。对于新的政治局面,充满着希望和期望。”(注: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台湾精英》,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2版,第10页。) 二 光复后,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的一些政策十分敏感,对此,他们的心态是,抱怨“日官日警依然是统治者的爪牙”、(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90页。)“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71页。);同时, 针对当局较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台湾民众则充满了无比愤恨与仇视。 1946年1月16日, 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为行政院抄送了一份《台湾现状报告书》,云:“自日寇投降台湾得以收复后,台胞欢喜情绪特别深刻,感谢祖国再造之恩,尤为热切,故拥护政府无微不至。最近热情渐转冷淡,由热烈欢迎而冷眼旁观,此间变化,值得祖国注意,设法补救,以免贻患将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第49 -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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